很多个明晃晃的夏天，我姥叫我：“飞啊，帮姥干点活儿吧。”我在园子里捉蝴蝶，或是抓蜻蜓，也可能在看草叶子上的瓢虫，听到这话马上答应一句，就去帮我姥干活儿了。这活儿，我爱干，抢着干。我姥知道，她最疼我。
酱缸上放着尖角的铁皮“帽子”，把它摘下来，下面是我姥洗得雪白的纱布罩儿，用橡皮筋箍在缸上。我把铁“帽子”放在水泥地上，纱布罩儿放在铁“帽子”上，然后开始捣酱。酱缸里放了个木头的酱杵子——木头柄加一个小长方块木板。
酱缸里的酱很安静，一动不动。一打开，就有一种咸鲜的酱味扑出来。酱杵子捣酱要上下翻，把下面的酱翻到上面来，上面的酱接触了空气，是新鲜的黄色，下面的酱是暗棕色的。捣酱，就是把下层的酱捣上来。我两只手握在木柄上，把酱缸翻个乱七八糟。翻腾一会儿，我就厌了，跑去玩了。捣酱的意义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有时候，雨来得很快。这种时候，我也会很机灵地赶快去盖酱缸。酱缸被雨淋了，酱就不能吃了。
酱有多重要？东北人的餐桌根本离不了。吃饭时，姥会叫我，“飞啊，去帮姥剥两根葱”，我一边答应，一边跑到园子里的菜地上剥两根葱，在推开绿色的纱门进屋之前，在门口的水缸里舀出水，洗了手也冲洗了葱。水缸里的水被太阳晒得温乎乎的，真舒服。
我姥每次都骂我死心眼儿：“让你剥两根，你就剥两根，不够吃啊。”
然后我再出去，从土里拔了小葱回来。
小葱、香菜、生菜、小辣椒、黄瓜，都是从菜园子里摘来的，鲜嫩嫩、水灵灵、脆生生。姥把菜洗得干干净净，码在盘里，一家人都上桌，当然要吃蘸酱菜。
从酱缸里盛出的酱也能吃，可是不够有味道。我姥家饭桌上的酱都炸过，有时是蘑菇酱，有时是鸡蛋辣椒酱、肉末酱，这三种酱，百吃不厌。
蘑菇酱就是蘑菇和肉末炒了放酱炸。蘑菇要选小蘑菇，大拇指指甲大小的。很多蘑菇是我姥带我去松树林里采的。姥带我做伴儿，我很爱去，但我有时候走不动了，姥也哄着我，总在蘑菇筐里带一点儿点心，一块绿豆糕，一块槽子糕，一块炉果，点心是姨孝敬姥的。
有几次，没到松树林，我就走不动了，姥叫住赶马车的农村大爷，让他捎我们一段。不管认识不认识，看见老太太带个小女孩，车老板都会豪爽地让我们上车。我想，我一定在车上睡着过。
风不冷，阳光也不晒，天蓝，云低，马车走得晃晃悠悠的，那么好的日子。小时候我觉得日子好长，未来好远，一切都望不到边。却没想过，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了。也是到现在我才发现，那些时刻过于珍贵，珍贵得我不敢去想。姥说我眼睛尖，总能看到蘑菇。我一听，干得更起劲了，松树林子里，厚厚的松针盖着，树根底下常常有蘑菇。我采够了蘑菇，就坐在松树下面吃点心，姥一个人手脚麻利地清理蘑菇，战利品够多了，我们就回家。
我再也吃不到那么好吃的蘑菇酱了，我姥去世十三年了。她在，故乡就是我最想回去的地方；她在，不管多远，我每年都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回去看她，只为看她。
最后的四年里，她瘫在床上，瘦得像个孩子，就连坐在轮椅上去外面转转都不行了。家里雇了一个勤快细心的阿姨伺候她，姥的八个孩子分了组，每天轮流来陪她。她爱吃肉，每天都要抽支烟。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抽烟，以前用烟叶子卷烟，我经常帮她卷，后来抽最便宜的葡萄牌香烟，一直到她八十六岁离开人世。
最后一次回家看她，姥脑袋糊涂了，却记得我。她说：“姥老了，不能动了，但是你生个孩子，姥就在床上给你搂着，不让他掉到地上去。”她的白内障越来越严重，看不清楚，我在一边哗哗地流着眼泪，她也不知道。
如果她知道，她会说：“飞啊，别哭，人总会老，会死的啊。”姥不愿意看到我受委屈，不愿意看到我难过，不管什么时候。
姥住的那间小屋，除了一张床，就只能放下两个凳子。对着床的那面墙上的隔板是蓝色的。我小时候，在这间屋里住过很多年。那时，我姥做酱，酱块子用报纸包裹着，放在墙上的隔板上。酱块子的咸鲜味道裹也裹不住，这小屋好像一直都浸在这发酵的豆香气里，气味散不掉，也去不掉。
那次对话过去不到两个月，她就走了，没等到我生个孩子给她看看。姥咽气的时候，我爸妈都在她身边。我没有参加姥的葬礼，我在两千多公里外的地方打电话回去，哭得稀里哗啦。表哥说：“飞啊，我们不能那么自私，看着那么明白事理、手脚麻利、爱干净的老人，过着大小便不能自理、让人照顾的日子。”
我对自己说，不能再想她了，早该放她走，让她过自由的日子吧。
姥走了，我不送她，她好像还在。姥不是躺在床上的那个枯瘦、大小便不能自理的老太太。姥是那个坐在院子里、水泥路面上、小方凳上的老人；是穿着干净的白底带浅色格子的衬衫，外面套一件灰蓝色布马甲，头发纹丝不乱的老人；是戴着眼镜，看《老年报》的老人。
姥走的那年冬天，在东北生活了五十多年的父母，也彻底离开老家，定居他乡，开始了新的生活。姥没了，我们好像失去了留在老家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