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上10点，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亲戚们第一时间前来探望，每个人都说着自以为能安慰父亲的话，有几个亲戚一进门就抱着父亲哭。父亲倒是很淡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不是回来了嘛，哭什么？”
折腾到凌晨1点多，人潮终于散去，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住院3个月，父亲已经变得有些陌生：由于手术的需要，头发剪短了，背似乎也弯了，说话含溷不清，没说几句就喘。记忆中那个讲话总是很大声、总要在亲戚面前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不见了。
父亲笑着对我说：“没事，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我点点头，张了张口，不知道怎么接话。父亲还想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时候。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摔倒了。当时母亲去买菜，我听到沉闷的一声，跳下床，赶到他的房间时，他已倒在地上。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样，死命去拖他。当时100斤左右的我，怎么也拖不动160多斤的他。他也死命地出力，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最终还是失败了。
他和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他笑着说：“你别着急，我慢慢适应。”他小心地支起右腿，摸索着该有的平衡，用力一站，人是立起来了，随即却像倒塌的房屋一样，直直地往右边倾倒。我慌忙冲上前，从右边扛住他，但他的体重获胜了，我们再次摔倒在地，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最后，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我笑，但那个笑，最终扭曲成一个我描述不出的表情。
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所有家庭成员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他演一出戏，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的情绪，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然后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
母亲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在床上大小便时，她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子呢？”自己仓促地笑完，便转身出去黯然地清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清理完床单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人的生计。
姐姐是个乖巧的女儿，一直努力履行职责：喂父亲吃饭，替他按摩麻痹的半身，帮母亲做饭。
而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身边。
二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康复的方法了。有一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了，自己的左半身只是脉络不通。他说：“只要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身体的另一半就会活过来的。”
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我们三人兵分三路，终于在离家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了他。我走过去大概20分钟，他一早拼命挪动6个小时才能到达。
但他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说。
第二天，他的方案出来了：早上8点出发，走到小巷的尽头折返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12点回来吃午饭。吃完饭，休息1小时，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可以在晚上7点钟赶回来吃晚饭。晚上则待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每天晚上，大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项运动经常以家庭4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心情美好地睡去。
三
从夏天坚持到秋天，父亲开始察觉，自己的左腿依然只有膝关节有掌控感，更让他恐慌的是，他的脚指头一个个失去了知觉。
他对时间更苛刻了。
这天，按照天气预报，父亲生病后的第一场台风就要来了。我要去关门，却被父亲叫住：“不能关，我待会儿要出门。”我生气地说：“台风天出什么门！”父亲说：“我要锻炼。”
父亲连饭都不吃了，拿着拐杖就往门外挪。我气急了，想抢下拐杖，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母亲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父亲咆哮着一步步往门口挪，他用右手拿着拐杖维持住平衡，偏瘫的左手设法开门，却始终打不开。他开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门，边哭边骂：“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我气急了，把门打开，说：“你走啊，没有人拦你！”
父亲不看我，小心翼翼地挪动那笨拙的身躯。刚一出门，风裹着暴雨，像扫一片叶子一样，把他直接扫落到路的另一侧。我冲上前要扶起他，他显然还有怒气，一把将我推开，一个人在那儿挣扎。母亲默默地走过去，用身体顶住他的左侧，他慢慢地站立起来。母亲想扶着他进家门，他霸道地将母亲一把推开，继续往前走。
风夹着雨铺天盖地而来。他的身体颤颤悠悠，像雨中的小鸟一样，淼小、无力。邻居们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叫唤着，让他回家。他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挪。
一阵大风刮来，他又摔倒了。邻居要去帮他，他一把推开。他放弃站起来的想法，就趴在地上，像只蜥蜴，手脚并用地往前挪……最终，他筋疲力尽了，才由邻居帮忙抬着回了家。休息到下午4点多，他又拿了拐杖，往门口冲。
那一天，他就这样折腾了3次。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不愿意起床了。他心里的某些东西完全破碎了。
四
疾病击垮了他，同时也释放了他。他不再假装坚强，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甚至扔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像小孩一样撒娇。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最终接受了我去北京工作的决定。我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了3年，攒了将近20万元。我心里萌生了一个奢侈的计划：再过两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病，听说那里有一种仪器，能把堵在他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这样他就能找回他的左半身。直到那个下着雨的傍晚，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父亲走了！下午4点多，母亲回到家，看他昏倒在地上，赶忙叫堂哥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我辗转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摔一跤就没了，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儿诺言都不守！”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水来。亲戚拉住我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说：“您好好走，我不怪您，我知道您已经很努力了……”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