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父亲下葬。电话在周一上午9点打来，我在上班的路上。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我乘最早的一班飞机回到昆明，进了家，父亲已经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他严肃地看着我，像是在问：为什么又被老师留堂了？在过去十年间，他是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背影，无声地隐没在电视节目斑斓的光影之中。现在，他成了某种以蜡烛、青香、鲜花为食的存在，终于转过脸来和我对视。
父亲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大学修的是核物理专业，他一毕业就被征召入伍，前往新疆戈壁中的核物理研究所。记得他说过，新兵从西安集结出发，坐在闷罐列车里一路西行。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还要走多久，只知道每次下车休息的时候，景色越来越荒凉。最后，举目望去竟然四野无人。
进入研究所不易，出来更难。他拒绝了由组织上介绍对象，坚持要回云南自己找。我猜想他没有一天喜欢过戈壁，他还是喜欢崇山峻岭、大江奔涌，喜欢将赤裸的脚板踏在熟悉的红土地上。
所以，他坚决不肯断灭了回家乡的任何希望，哪怕因此要在戈壁里孤独很多年，哪怕在家属区炊烟袅袅的时候，独自返回单身宿舍楼自己做饭。
父亲在39岁那年有了我，我出生不久，父亲就把我带去了戈壁。从此，他和我走遍大江南北。他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在武汉、在北京、在西安，月台上多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军官，一边肩膀上趴着一个皮猴一样的男孩子，另一边肩膀上挂着孩子喝奶用的奶粉、煤油炉。
我40岁这年，父亲在11月22日过完了78岁生日。那天的生日祝福，是妈妈转达的。他已经不会说话了。
我见父亲哭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叔父去世，他哭着说自己对弟弟不够好，小时候骗弟弟去晒豆子的席子上，眼睁睁看着叔父跌跤。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奶奶爱叔父远甚于爱他。第二次是因为我，初中时，我满身出现紫癜，他以为我受了核辐射，得了白血病。我被送去陆军总医院做血检，他站在走廊一角向隅而泣。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都看到了。
我有许多理由不喜欢父亲。我不喜欢他性格中的柔软和悲观，我不喜欢他陷入人生低谷便不再振作，我不喜欢他所有的放弃。我们争吵，我们分开后许久不见，我们再次相逢时无话可说。
父亲从火化炉里出来时，只剩下雪白的灰。那一刻，我心底澄明，没有任何恐惧。
也许，我的批评是对的，父亲这一生随波逐流，从未争取过任何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可是，我并不曾如他那样在丛林里做一名猎手，带着猎犬交错出击，追击50公里直至野猪倒地毙命。所以，我也无法理解一名19岁的山民突然被运送到戈壁时内心的震撼，对命运的敬畏，以及把返回家乡作为执念。
整整七天里，我没有落过一滴眼泪。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她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对自己父亲过世没有任何的情绪流露，如同操作一个具体的项目，入土为安，一切得体而妥当。一直到了很久之后，她在北京城里开着车，突然有那么一个时刻，在某个街角，悲伤毫无征兆地悄然袭来，一下子把她打得粉碎。她一脚刹车，一个人在车里失声痛哭。
爸爸，我在等着那个街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