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母亲自己买了一套房子，待装修好入住，已是转年头上，那时她整整八十岁。
这是她晚年最大的一件事。
将近二十年前，她在日记里一再写道：“什么时候，我能有一间北屋，有大玻璃窗，让阳光普照在我的花上，让我清清静静地度过晚年。”
最终可以说，她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实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讲的“一间自己的屋子”。
母亲给姐姐写信说：
学校说给我钱购房，实在是太晚了，我都快八十岁了，所以我把新房装修好了，我自己住住，自在几年，以后如何，再说吧。
过去二十多年所受的苦，那是无法补偿的，青春年华一去难返。我也和他们说，我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家得来不易，花了我不少心血，又有多件舍不得的物件，期望能在这里多待些日子。
她在那里住了四年半，生病了；又过了三年，病重住院，再没回来。这段时间不到她一生的十分之一。
母亲在搬入新居那天的信中写道：
搬家可把大家累坏了。早上九点半吴环就来了，中午我做了油菜虾米龙须面，吴环特别爱吃。
然后就搬大件，小张他们搬了三次，把我屋里的床、梳妆台、小柜、老虎椅、落地灯、台灯，还有原放在阳台上的玻璃茶几和两把藤椅，都搬过去了。
最难搬的是那台大电视，特沉，还有老虎椅，到了我那房子，还是把卧室门拆下才放进去的。
我的衣物还有好些没能搬过去，以后慢慢搬。我是最后去的。
吴环把搬过去的家具擦了一遍，把我的屋子收拾好，她坐在我的老虎椅上，看那宽阔的卧室，舒服得不想起来。
大家都说我的卧室太好了，主要是带阳台，还有一个大卫生间可专用。
八十岁的我真是享福了。虽然比上不足，但比一般人已经好很多了，我很知足。
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房子里住了一年。这一年我具体是怎么过的，回想起来有点像“真空地带”，虽然刚刚过去不久。
我有如生活在母亲的废墟之上，或者说，我就是她的废墟。
我在北村薰《漂逝的纸偶》中读到一段话：“千波的母亲是在医院去世的，不过她在这张床上躺了很长时间。床上的旧垫子已经拿掉，床架还留着，现在千波每天躺在上面，和母亲看到的是同一个屋顶。”
我现在之所见就是母亲曾经之所见，我此刻的感受就是母亲当时的感受。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那房子里听到楼上传来的持久的吵闹声——小孩们总是跑来跑去，每天清晨和深夜都拖动家具，那一家人仿佛难得安宁似的。
母亲曾经很为这种噪音所苦，写信对姐姐说：
过去战争期间，学生都闹着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放一张书桌，现在虽是和平时期，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放一张安静的床了。
等红星胡同拆迁拿回点钱，我要去外地或者北京市住几天大的酒店，安静地睡一觉，不要像现在总被人吵醒。我就想美美地睡一觉，睡到自然醒。
此种情况，殊不能令我理解，令我接受。
走过小区，走过附近街道，见到种种熟悉的景色，同样使我产生类似的想法。
母亲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每当想起这一点，仿佛觉得有另外一个时空，母亲，我，过去的生活，都在那里。
它与现在这个只剩下我自己的时空之间，似乎不是先后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
当我置身街头、野外、陌生的地方，往往没来由地感觉正面对着那个时空，就像遥远之处有一阵风吹过，或一片云飘过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