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小镇读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是落户在镇上的上海女知青，教我们数学，四十岁不到。她脾气不太好，经常骂学生，骂得不解气的时候，便举起手掌或教鞭噼头盖脸一顿打。班上的小孩，都吃过她的“生活”，谁都会说两句上海话：“侬哪能噶憨额啦！”“侬只黄鱼脑子！”
彼时，在小镇家长的意识中，把孩子交给学校，就是听凭老师处置的。小孩子嘛，不打不成器。家长们甚至觉得，老师骂得越凶、打得越狠，越是说明负责任。
好几次，我看见戴着安全帽的男人、小腿沾着泥巴的女人，恭恭敬敬地立在教师办公室门口，说：“老师，我家小畜生不争气，随便打，不要紧。”
有一天，班上的教鞭坏了，几乎折成两截。班主任问：“谁家里有竹子，可不可以帮老师做一根新教鞭？”一只小手怯生生地举起来：“老师，我可以。”
举手的是我隔壁桌的晓玲。晓玲小小的个子，两根细细的黄辫子，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她的脑子似乎对于解方程之类的问题不太好使，考试成绩总排在后几名，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
第二天清早，讲台上放了一根教鞭——拇指粗细，圆润均匀，竹节被细心磨过，一端钻了孔，挂了一条彩色穗子，穗子是晓玲自己编的。晓玲骄傲地说，她寻遍爷爷家的竹林，好不容易才选定这根。新锯下的竹子得在火上烘烤脱水，才能坚固耐用。
班主任夸奖了晓玲，赞扬她的心灵手巧和集体主义精神。晓玲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似乎憋着笑。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当众受表扬。
下午的数学课上，风云突变，晓玲连着答错了好几个问题，班主任杀气腾腾地冲到她身边，扬起教鞭，“啪”的一声，重重地打在她的头上。我听到有人哧哧地笑——那教鞭，是晓玲亲手做的。
“侬哪能噶憨额啦！”
我们哄笑起来。我那时学习成绩还算不错，由于坚信教鞭暂时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因此笑得肆无忌惮。晓玲涨红了脸，强忍着泪，一声不吭。下课了，她趴在课桌上，一直到放学都没抬起头来。
第二天晓玲没来上课，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下午，随着一声男人的怒喝，晓玲被她的父亲拖到了教师办公室。我们依稀听到几句“叫你逃课”“小小年纪不学好”的怒吼，还夹着晓玲低低的哭声。
晓玲抱着书包回到自己的座位，满面泪痕。
从此，晓玲成了大家的笑料，没人愿意跟她玩。好像谁都可以欺负她，揪她的辫子或者丢她的铅笔盒，而她似乎也无力反抗。开始她还常常哭泣，到后来，渐渐没了眼泪。
孩子的世界是等级森严的，孩子的心是天真而残忍的——我们往往通过打压、欺负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地位，换得一些莫名的优越感。
勉强读到初二，晓玲就退学了。她父亲把她领回了家。后来，我听说她进了工厂，早早结了婚，再以后，就没了她的消息。
我常常会想起她，想起她憋住的笑、忍住的泪，沉默倔强的身影，还有离开校园那天的回头一瞥。
我无意责怪我的班主任，她是一位非常尽职的老师。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年年全校第一，她还用微薄的薪水，接济几个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同学们常说，她对待学生时而春天般温暖，时而寒冬般冷酷无情。有一次，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像妈妈一样”，我们班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写了她——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严厉暴躁的妈妈。
又过了很多年，我听说她被投诉了，被家长告到教育局。她因此失去了教课的资格，被安排去图书馆，后来又被打发去食堂。
有一次回小镇，我在小巷子里遇见她，五十几岁便满头白发，步履蹒跚。毋庸置疑，她是爱学生的，用她的方式——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可是对一个孩子而言，童年只有一次。伤害就是伤害，无论是以爱的名义，以恨的名义，还是以因爱生恨的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