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其实是一条永不停止的长河，无法从其中分割出一个截然的段落。我们把时间划分成日、月、年，是从自然借来某一种现象，以地球、月球、太阳或季节的循环来假设时间的段落。时间，也便俨然似乎有了起点和终点，有了行进和栖止，有了盛旺和凋零，可以供人感怀伤逝了。
“抽刀断水水更流”，在岁月的关口，明知道这关口什么也守不住，却因为这虚设的关口，仿佛也可以驻足流连片刻，可以掩了门关，任他外面急景凋年，我自与岁月无关啊！
今日的过年是与我童年相差很大了。
在父母的观念中，过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1951年许，我们到台湾，不仅保留了故乡过年的仪节规矩，也同时增加了不少本地新的习俗，我孩童时代的过年便显得异常热闹忙碌。
母亲对于北方过年的讲究十分坚持。一进腊月，各种腌腊风干的食物，便用炒过的花椒盐细细抹过，浸泡了酱油，用红绳穿挂了，一一吊晒在墙头竹竿上。用土坛封存发酵的豆腐乳、泡菜、糯米酒酿，一缸一瓮静静置于屋檐角落。我时时要走近去，把耳朵俯贴在坛面上，仿佛可以听到那平静厚实的稳重大缸下酝酿着美丽动人的声音。
母亲也和邻居本地妇人们学做了发粿和闽式年糕。
碾磨糯米的石磨现在是不常见到了。那从石磨下汩汩流出的白色米浆，被盛放在洗净的面粉袋中，扎成饱满厚实胖鼓鼓的样子，每每逗引孩子们禁不住去戳弄它们。水分被挤压以后凝结的白色的米糕，放在大蒸笼里，底下加上彻夜不熄的炽旺的大火，那香甜的气味，混杂着炭火的烟气便日夜弥漫我们的巷弄。放假无事的孩童，在各处忙碌的大人脚边钻窜着，驱之不去。连那因为蒸年糕而时常引发的火警，消防车当当赶来的急迫和匆促，也变成心中不可解说的紧张与兴奋。
早年台湾普遍经济状况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过年的确是一种兴奋的刺激，给贫困单调的生活平添了一个高潮。
在忙碌与兴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可解的禁忌。孩子们一再被提醒着不准说不吉祥的话。禁忌到了连同音字或一切可能的联想也被禁止着。单方面地禁止孩子，便不生什么实际的效果，母亲就干脆用红纸写了几张“童言无忌”，四处张贴在我们所到之处。
母亲也十分忌讳在腊月间打破器物，如果不慎失手打碎了盘碗，必要说一句：“岁岁（碎碎）平安。”
这些小时候不十分懂，大了以后有一点厌烦的琐细的行为，现今回想起来是有不同滋味的。
远离故土的父母亲，在异地暂时安顿好简陋的居处，稍稍歇息了久经战乱的恐惧不安，稍稍减低了一点离散、饥饿、流亡的阴影，他们对于过年的慎重，他们许多看来迷信的禁忌，他们对食物刻意丰盛的储备，今天看来，似乎都隐含着不可言说的辛酸与悲哀。
我孩童时的过年，便对我有着这样深重的意义，而特别不能忘怀的自然是过年的高潮——除夕之夜了。除夕当天，母亲要蒸好几百个馒头。数量多到过年以后一两个月，我们便重复吃着一再蒸过的除夕的馒头。而据母亲说，我们离开故乡的时候，便是家乡的邻里们汇聚了上百个馒头与白煮鸡蛋，送我们一家上路的。
馒头蒸好，打开笼盖的一刻，母亲特别紧张，她的慎重的表情也往往使顽皮的我们安静下来，仿佛知道这一刻寄托着她的感谢、怀念，她对幸福圆满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祝愿。
我当时的工作便是拿一枝筷子，蘸了调好的红颜色，在每一个又胖又圆冒着热气的馒头正中央点一个鲜丽的红点。
在母亲忙着准备年夜饭的时候，父亲便裁了红纸，研了墨，用十分工整的字体在上面写一行小字：“历代本门祖宗神位”。
父亲把这字条高高贴在白墙上，下面用新买的脚踏缝衣机做桌案，铺了红布，置放了几盘果点，两台蜡烛，因为连香炉也没有，便用旧香烟罐装了米，上面覆了红纸，端端正正插了三炷香。香烟缭绕，我们都曾经依序跪在小竹凳上：向这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宗族的祖先神祠叩了头。
在人们的心中，如果还存在着对生命的慎重，对天地的感谢，对万物的敬爱与珍惜，便一定存在着这香烟缭绕的桌案吧。虽然简陋到不能再简陋，在我的记忆中，却如同华贵庄严的神庥俎豆，有我对生命的慎重，有我对此身所有一切的敬与爱，使我此后永远懂得珍惜，也懂得感谢。
我喜欢除夕。年事增长，再到除夕，仿佛又回到了那领压岁钱的欢欣。我至今仍喜欢“压岁钱”这三个字，那样粗鄙直接，却说尽了对岁月的惶恐、珍重，和一点点的撒赖与贿赂。而这些，封存在簇新的红纸袋中，递传到孩童子侄们的手上，那抽象无情的时间也仿佛有了可以寄托的身份，有许多期许，有许多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