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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秋天，父亲都开着三轮车在田地和各家的院落间往返，好像村庄最鲜活的血液。
他一进村庄，留守的老人们便向一个地方聚集，他们一起给父亲倒在某个院落里的棒子剥皮，再编成一条长龙。父亲攀上颤悠悠的简易木梯，从人们手里接过这条“长龙”，把它围在一根倚着房子的长木杆上，好让风和阳光把玉米体内的湿气完全抽干。父亲终于搭好，回过头来，看着大家的目光，他一定想起三十年前，不知道这样攀爬了多少回梯子，才让一个叫作“电线”的长蛇攀上各家的房顶，垂钓着葫芦样子的灯泡。等他把电闸推上去，整个村庄被点亮，那一瞬间，人们都沸腾了。
现在，父亲已经不是电工了。几年前，电业系统调整，他这个三十年的“临时工”终于下岗了。得到这一消息的母亲很欣喜，一是五十岁的父亲再也不用爬电线杆，她再也不用跟着悬心了；二是我们家再也不用给别人搭电费了。
尽管塬上的村庄已经通了电话、修了马路，可私人煤矿一禁止，人们就像大迁移一样，先是三三两两，后来所有的劳力都转向城市。有的人家整户都走了，连学校也变成了一座空房子，留下一窝春来秋走的燕子，和一个比人头还要大一些的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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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本来不想离开村庄。可眼看着村里娶媳妇的彩礼一涨再涨，为这件事，母亲已经愁白了头。张家娶媳妇，光彩礼花了八万；李家娶媳妇，彩礼送了十五万；王家本来送了十五万，可女方偏要十八万，结果婚事黄了。父亲想，他必须得给儿子攒点钱，帮他娶到媳妇。别人家有长女的都不愁，女儿出嫁时多要些彩礼，给儿子结婚打基础。我的父母跟他们不一样，不仅尊重唯一的女儿嫁到千里之外的选择，连女儿裸婚也接受了。
那一年，父亲早早把棒子收进粮仓，又把麦子种进土里，背上扛一个圆滚滚的编织袋，里边装着卷得紧紧实实的被褥、枕头。父亲从人群里挤过去，他总是不安地用手摸一摸腹部，在车厢里觉也睡不安稳——母亲在他的内裤上缝了一个小口袋，他生怕别人看透这个机关。虽然只有六百块钱，但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小数目了。
父亲此行要去北京，在那里打工的表叔来电话说，有个地方要招两个保安，管吃管住，还给发衣服。邻村的李叔很有兴趣，一撺掇，父亲就和他一起加入了北漂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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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按照纸上的地址多次打听，又多次转车，终于找到在医院当护工的表叔。表叔看到他们俩，眼睛都瞪大了，招保安不假，但是他们的年纪太大，明显不合适。
可既然来了，就不能轻易回去。父亲口袋里揣着电工证和高中毕业证，而他那双粗糙的手，足以证明他半生里出过的力气，不惧怕任何苦活累活。
表叔托人给他们找起了工作。零钱已经花完了，父亲把内裤上的那个口袋拆开，他原本想着来了以后就能上班，管吃管住，这些钱一时半会儿是用不上的。可每次吃饭，李叔都没有掏钱的意思，父亲只好都结了。后来他才知道，李叔的钱早已花光了。
表叔终于带来消息，说面包厂需要门卫。他们赶紧去面试，对方让父亲上班，李叔没能被录取。义气的父亲看到李叔一脸落寞的神情，当时就拒绝了：“他一个人都不敢上街，我上班了，他怎么办？”
表叔因此给中间人说了很多好话，甚至生父亲的气，不愿再管他的事了。
必须得找工作，父亲鼓起勇气跟陌生人交流，浓重的乡音显然成为阻碍。他和李叔只好跟着收音机学起普通话。
眼瞅着口袋里的钱只出不进，父亲感觉花钱比掉块肉还难受。他分出二百块钱来，塞进内裤的口袋里，留着实在待不下去的时候回家用。他捍卫这二百块钱，好像在捍卫一条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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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所在的城市距离北京很近，我希望他来看我，或者我去看他。我问他是否需要钱，他停了一下，声音马上高亢起来，说：“不用！”他说他很快就能上班了。我想象着父亲决定打电话时的犹豫，和拿起电话后捍卫尊严的那种神情。是的，父亲一直是强者，在村庄里，通过他，人们第一次认识了“电”这种东西，他当时多么受人尊重。电工的收入微薄，他一有时间就去煤窑上班，想尽办法让孩子和妻子能够穿得体面，好像一切事情他都能自己扛着。
去工地是他们最后的选择。包工头一听他们没经验，年龄还偏大，直接拒绝了。但在这里，父亲认识了一位热情的山东工友，他带着他们去工地的食堂蹭饭。那大约是父亲在北京吃得最饱的一顿饭。好几年过去了，他还在称赞那儿的包子好吃，他的言语里依旧充满感激。我想他怀念的不仅是那包子的味道，还有身在异乡时陌生人给予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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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总摸他那两百块钱，像念咒语一样，想着千万不能花掉。可有一次，他们被一个年轻人拦住，那人说丢了钱包，希望父亲能“借”他二十块钱。父亲犹豫了片刻，还是找出二十块钱递给了他。“你爸没社会经验，要饭要钱的大部分都是骗子，可你爸偏就相信！”这是表叔后来告诉我的。父亲自己却没觉得受骗，他站在北京的街道上跟表叔争执起来，他说：“我的孩子也在外边打工，我帮他是给我的孩子积德！”
为了补上这二十块钱，父亲白天找工作，晚上捡破烂。他把瓶瓶罐罐捡回表叔本来就很小的屋子，表叔自然不高兴。他虽然嘴上答应表叔再也不去捡。可是等表叔他们睡了以后，他还是拿着手电筒出去了。即使捡破烂，竞争也很激烈，父亲总能遇到同样捡破烂的人，他们中间还有一些衣着体面的年轻人。
后来，父亲和李叔搬出表叔的出租屋，在工地认识的山东朋友让他们临时住在了工棚，这里天南地北热情的声音让父亲的北京之行感到快乐。那几天，父亲和李叔在不同的工地上辗转，终于有包工头接受了他们。可父亲很快就听到工友们的怨言，他们好久没发过工资了。可他们不想就这么回去，来北京一趟，除了花钱什么也没干。他们决定，骑驴找马，为了吃住，一边干活，一边再找更合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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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父亲就在工地门口看到了焦急的表叔。当时，母亲躺在医院里，脑出血，昏迷不醒。父亲必须离开，他从在北京的漂泊和挣扎中，一下子解脱了，心里却涌上更痛苦的滋味。父亲内裤口袋里的二百块钱终于派上用场。
在离开之前，父亲去了先前那个工地，把自己的被子留给山东工友，只把褥子和枕头带走。他对母亲说：“他的被子太薄，怎么过冬呢？”
那一天，父亲背着编织袋走进故乡小城的病房时，我从他胡楂儿浓密的脸上感到一丝陌生。母亲依旧昏迷，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拉着她的手，这是我二次看到父亲流眼泪。第一次是在我的婚礼上。
为了照顾母亲，父亲必须回到村子里，每天做饭、喂牛，去田地里巡视，一个人承担家庭的所有重担。他已经不是电工了，有时候，忽然就有一辆三轮车或者摩托车停在家门口，某人高声喊着请父亲去看看电路有什么毛病。父亲就像许多年前一样，背起电工包，拿着他的工具，匆匆跟人上了车。母亲拖着半个身子追出去，然后跟我抱怨：“也不给钱，你说他忙活个啥？”
从父亲拿着电工包走路的节奏中，我感受到了父亲的心境，这种节奏是一种被需要的节奏，是一种数十年形成习惯的节奏。对父亲来说，这些村庄的灯大约像孩子的一双双眼睛，他不允许它们看不到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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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也跟人讲起他的北京之行。他说，北京是个大城市，只要不懒惰，就能好好活着，就算捡破烂也是一个好活计。他的心依旧被那些舍予的饭菜温暖着，也被半夜里一起捡破烂的年轻人的坚韧鼓舞着。父亲说，他们遇到难事的时候，都是一个人扛着，不愿意向家里伸手，都是好样的！
父亲渐渐成了村子里最年轻的劳力。夜晚，村庄里亮的灯越来越少了。他似乎不只管他们屋子里的电，谁家的玉米收了，叫父亲开着三轮车去拉；谁家的炉子坏了，也叫父亲去修。来的都是些老人，父亲不忍心拒绝，敲打着自己酸痛的腰背，就跟着去了。我回家的那些天，发现一到节日，家里的电话就成了客服热线。不同城市的电话先后打来，有嘱咐老人吃药的，也有问候家人的，还有告知别的事情的……父亲在本子上一一记下。那个本子上的另一些页面，字迹歪歪扭扭，是半个身子瘫痪的母亲用左手一笔一画记下的。母亲说，那个时间，父亲正好不在家。
经历过北京的打工生活，父亲好像一个窥破秘密的人，他再也不把这些归来人身上的光鲜当成一种高度。他体会到他们的艰辛，尽自己的能力为他们做一些小事，为他们家里的老人买药，帮他们把粮食种进地里，把地里的庄稼收回院子。为这事，母亲没少跟他吵嚷，就连我也不止一次说他，为什么不顾自己有滑膜炎的腿。
父亲每一次都答应我们不再去了，可是当村里的老人把新扯下来的玉米皮倒进我们家的牛槽，将一把自己种的蔬菜放在我们家的篮子里，在旁边静静等父亲的回答时，我们都说不出话了，只好看父亲又一次发动三轮车，载着老人摇摇晃晃地行驶在秋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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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去年冬天，一场大雪把山里的公路给阻断了。大年三十，父亲把村子里的手电凑齐了，装进那个已经缝过好几次的电工包里，他拿着它们去迎接一群终于回家的人。清冷的夜里，背着大包小包的人看着父亲踩着积雪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出现在盘山道上。父亲说，那一刻，他听到了人们的欢呼，他们彷佛看到了最亲的人。
春节过后，人们同父亲一起，把村里的所有道路修通，然后就各自上路。父亲去送他们回来，手里抓着好几把钥匙。村里好几户人把自己的家托付给父亲，希望他在夏天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漏雨，时不时给他们的屋子透透风。
我总想象着，某一个冬天，我们村所在的那个塬沉入雪里。父亲轻轻用一把钥匙将铁锁唤醒，推开不同的门，把每一户的灯光点亮，然后拿着手电筒，去往迎接归乡人的路上。我知道，他不仅得到了一把把象征信任的钥匙，还开启了一颗颗漂泊在他乡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