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冬天，我第一次去德国。当时，中国都市与西方都市的差别还相当大。在柏林，我与苏童，头一次见到双层公共汽车；夜晚，面对众人和蜡烛，头一次朗诵自己的作品。
那是一次文学会议。会上，我见到一些人，北岛、杨炼、芒克、多多、顾城和谢烨。从生理年龄和文学年龄讲，他们都是我的前辈。那时顾城和谢烨的家在柏林。
头一次见到顾城，我颇为惊奇。不是惊奇于他的长相，而是惊奇于他的打扮。他个头不高，戴着一顶高高的、圆圆的、类似厨师在厨房里戴的烟囱式的帽子。几天后我们熟了，我问：“你能把帽子摘下来让我看看吗？”顾城坚决地摇了摇头。我又问：“你睡觉时，把帽子摘下来吗？”顾城答：“还是要摘下来的。”
有一天晚上，所有的朋友到顾城家欢聚。记得有人喝多了，在唱歌。谢烨忙里忙外，忙完坐在一旁，看着大家微笑。这时有人告诉我，顾城所有的帽子，都是从裤腿上截下的。会议结束前，会议召集人莎宾娜，带我们去她的故乡德累斯顿。从柏林到德累斯顿，开车要三四个小时。待到德累斯顿，赶上漫天大雪。漫天大雪中，看不清城市的模样。只记得去了茨温格宫，然后去莎宾娜家吃饭。
从德国回中国后，大家断了音信。
第二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顾城从柏林打来的电话，说他写了一部小说《英儿》，让我在国内找一家出版社出版，并让我给小说写一篇序。我找到金丽红，金丽红的一句口头禅是：“没有问题。”后来，顾城寄来了他的书稿、图片和他自己设计的封面图样，还给我写了一幅字，画了一幅画。
后来，顾城和谢烨在激流岛出了事。
我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之外，相当痛心。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与顾城和谢烨并无很深的交情；我痛心的是，就算有悲欢离合，也不该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还因为时间和年龄，那时顾城和谢烨三十六七岁，我也才三十多岁。
记得我在《英儿》的序中写道：“我不该是看到朋友离去的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