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她坐火车去兰州领结婚证。
她请的是婚假，临去时，兴冲冲地在单位开了结婚证明。
男朋友姓马，是同系统的同事，学习时认识，和她一见钟情。
说好了，领完证，她就从徐州调到兰州。她原是铁路医院的护士，为了结婚，换个岗位、换个工种也心甘情愿。
男朋友把她从火车站接回。
车马劳顿，她并不嫌累，一进门，便甩着辫子，打开行李，一样一样往外摆：大红喜字剪了若干对，红绿缎子被面是谁谁谁送的礼，攒了好久买的一块表，婚礼那天，新郎正好戴……街坊邻里都倚在窗口往里看，小马和她相视而笑。一开门，好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摔了个趔趄。
没想到，事情卡在了小马的领导那儿。
领导迟迟不给开证明，两人就没法领结婚证。眼看着一天天过去，小马去问，领导递给他一份外调的档案，他脑子“轰”的一下：未婚妻的叔父，在东北做过军阀，是张作霖的把兄弟。
证明？不能开。
领导态度坚决。理由是：“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你，一个重点培养对象，还要不要前途？”
小马说了又说，领导不为所动。他打算缓一缓，再去做工作，可她的归期已近。“红男绿女。”她笑着说，打包背走了绿被子，留下了红被子。
喜字贴在窗上，虽然没有婚礼；墙是新刷的，一片白；水瓶、痰盂，一水儿红。小马在家里转了几转，眼见留不住她，便往她的包里装喜糖，“回去散。”
家里人都以为他们领了结婚证。
他们也以为只是时间问题。
可下一个假期，下下个假期，她去了又去，都没等到那一纸证明。再下个假期，她没买车票，没去兰州，在黑夜里蒙着被子闷声哭，被母亲发现。了解完缘由，母亲也哭了，“闺女，算了吧。”
算了吧。
好在她年轻、漂亮，换个地方还能从头再来。她去了西安，经人介绍，遇到后来的丈夫。做了断的信寄向兰州，小马没回信，隔了几天，人出现在徐州她家门口。小马对她母亲喃喃：他已经调动工作，新单位开证明的是他哥们，“只要再等等，我们就能领证……”
后来的几十年间，他们只见过一次面。
那是本系统的劳模表彰大会，他在，她也在。
都是中年人了，坐在同一排，一如多年前一起学习时。他想和她说说话，但中间隔着几个人。她上台领奖，齐耳短发，神采奕奕；他在下面看着她，想起从前她跑到兰州只为和他领结婚证，她弯着腰从大包里掏喜字、掏被面，辫子甩啊甩……而那些一开门摔了趔趄的孩子也到了婚嫁的年纪。
还有一次，他们擦肩而过。
那时，他也调到了西安，做了被服厂的厂长。在来领被服的各单位名单中，他发现医院的代表是曾经的未婚妻，便特地打扮了一下，剪头发，刮胡子，换衬衫，等了一天，也不见她的身影——她后来说，听说主管此事的人是他，特地找人换的班，“已然如此，何必再见？”
1995年，他们终于领了结婚证，成为小圈子里轰动一时的新闻。
他辗转得知她的老伴去世，便寻到她家。开门时，两人都有些错愕，头发都白了，只有轮廓还在，依稀旧情在。
落座，相对，他搓搓手。
他后来娶了远房表妹，有一儿一女，已相继成家。表妹因肺癌撒手人寰，这几年，一个人生活的苦，他清楚。
“我还能陪你十年。”他本意是去安慰她，谁知见面就变成求婚。而此刻，她沉默，沉默是因为没有理由拒绝，她只有踌躇和难以言说的羞怯：“我老了……”
他们用了些时间说服子女、做决定；一旦决定，第二天，就去了民政局，近四十年没说过一句话，心意却出奇地一致：“怕夜长梦多，当年就差这张证。”
他是带着结婚证走的。
生命最后的十年，他和她在一起。
他快不行时，他让他的女儿把他接回老家。那段日子，他们书信往来，仿佛回到了当初异地恋时。他的外孙是信使，收到信，便跑去医院，取笑躺在病榻上的他：“姥爷，你的情书来了。”
最后她的外孙代表她，参加了他的葬礼。
花圈上挂着姥姥亲笔写的挽联，落款“老妻”。
在场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故事，唏嘘间，看到她的外孙拿出结婚证，遗体告别时，将这对结婚证塞到他的衬衫口袋里。她的外孙发言：“姥姥说，当年就差这张证。”
2015年，在家宴上，堂妹和我提起这件事。
堂妹夫即是她的外孙，清明节将至，他们要陪姥姥去给两个姥爷上坟。
她也在席间。我追根问底，问出当年结婚证的事。
“姥姥，我能写写您吗？”我问。
她只剩稀疏白发，满额沟壑，耳朵已经听不太清。听不清周围人传说的关于她和他的，命运、造化、缘分的事。一个过程中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辜负任何人，迟到，近乎圆满的爱情故事。
“她会哭的。”她的孩子们点着头，异口同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