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七十五岁，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富春江的支流大源溪上靠撑竹排为生。
六十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戴眼镜的人找到我爷爷，说有人得了急病，要连夜送去东梓关看病。东梓关是富春江边的一个小镇，镇小名气大，是因镇上有一个高人，姓张，会徒手接骨，用现今的话说，是着名的骨科医生。那时没有公路，只能走水路，沿富春江逆流而上。爷爷和父亲把船划到我们镇上的码头，上来四个人，一人躺在担架上，裹在棉被里，看不见模样，只听见不断的呻吟声。另外两个人是抬担架的，还有一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待他们上船后，父亲发现抬担架的两个人衣服里面的裤带上都别着驳壳枪，十五岁的父亲又惊又喜，变着法子地跟他们套近乎。船到东梓关后，客人要求父亲随他们上岸，说是帮忙，其实是怕船失信走了。几个小时后，船又载着四人往回走，担架上的人已经减轻了痛苦，开始跟人拉呱，并动员爷爷叫父亲“跟他们走”。起初爷爷是同意了的，所以船到目的地，父亲便抱着两件衣服别了爷爷，随他们上了岸。但走了不出百米远，爷爷又追上去，把父亲留下了。爷爷说，孩子还小，等他养两年再送给部队。两年后，父亲想找他们也找不到了。
新中国成立后，有天父亲去县上看公审大会。大会开始后，主持人说下面请赵县长宣读审判书，出来的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父亲后来经常说，那天他要跟他们走了，当的就是新四军。
再说，回头一年，即1948年，父亲已经娶妻生子，对扛枪打仗的事已断了兴头。然而一天夜里，他被镇上李保长派的人用几支枪押着去了镇上，扒了衣服，穿上一套黄不拉叽的制服，连夜被送进杭州城，塞上了一辆不知去向的火车。下了火车又行军，行了军又坐船。在船上，父亲看见一船船的伤兵跟他擦肩而过，还有火炮不时在水里炸响。炮弹响一下，船上乱一回，混乱中父亲看有人偷偷下了船，没在水中不见了，便也跟着下了水，直到天黑才上岸。不用说，这就是抓壮丁，是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前干得最热乎的事。父亲说，仅新中国成立前两年里，村上被抓壮丁去当国民党兵的有四十几人，村上多数人家的青壮年都被抓过，有的被抓过两三次。这些人多半像父亲一样，以各自的方式开了小差。征兵征到这地步，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别说八百万，纵然八千万照样也要被打得稀里哗啦的。
父亲说，没有当上新四军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但能及时无恙地从国民党军队里溜出来也算有幸，否则他这辈子不是白死，就是白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