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做了一辈子的羊倌。
他身高腿长，脚弓也深，在山梁上行走，脚抓得牢，如履平地。用村里人的说法，他天生就是放羊的料。
解放前他给地主放羊，给的工钱很少，孩子们从来吃不饱。所以，羊儿叫，婴儿哭，他眉头紧皱。
父亲就是在饥饿中长大的，但却长得跟他父亲一样高。祖父跟祖母调侃道：“还是老辈子的话说得准，家贫出壮子，地瘦长旺苗。”
等解放了，上边来人给祖父发了一块匾，上边印着伟人毛泽东的手书：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村里人才知道，他是1938年就加入组织的地下党员，原来放羊只是一种掩护，他的正业是为组织传递情报。
考虑到他的历史贡献，组织上让他当干部，他却说：“我当不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除了会放羊以外，一没文化，二没口才，别瞎耽误事。组织上执意安排他工作，说，我们怎么能亏待一个老革命呢？他想了想，说：“既然这样，还是让我放羊吧。”
放羊跟放羊可不一样——村里给他最高待遇，到了人民公社，还给他记最高的工分，到了年关，还给他一挂羊下水。即便是房门紧闭，肉香也传得很远，惹街坊邻居羡慕。他很知足，对父亲说：“你要懂得感恩。”
由于家境好，父亲成了村里第一个念到初中的人。本来是要念高中的，有个热心的婶子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他刚进女方的家门，就被女子的美丽击中了。回到家里就对祖父说：“我不想念书了，我要结婚。”
祖父说：“那可不成，我还指望你将来当干部，干大事呢？”
父亲说：“那你怎么不当？”
祖父无言，只是笑，笑得怪怪的。他后来对人说，这能怨谁，撒什么种子，还不长什么苗？
父亲在村里当了民兵连长，白天耕种，晚上军训，满腔热情，一身蛮劲。就干得有声有色，被上边树为典型。上边要奖励他个人，他却说，你们也别奖励了，只求你们让电影队多上我们村里几趟就行了。那时乡下人特别稀罕电影，觉得电影这玩意儿神秘、有趣、勾魂。
那时放电影，故事片之前，都要演加片。加片从来都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公报”，片头是那座天安门，巍峨地出现在银幕中央，然后伴着音乐光芒四射。每到这个时刻，父亲都会腰杆挺直、双拳紧握、满面肃然。
他感受到一种叫神圣的东西。
有一年，县武装部到村里来，要征一个护卫国旗、保卫天安门的兵。这可不是一般的兵，首先考虑的便是政治条件。所以，他们实际上就是冲着父亲来的。见了父亲，他们喜出望外，因为眼前这个青年，不仅政治过硬，而且身姿挺拔、面相俊朗，真是天纵之才啊！他们便对父亲说：“就是你了。”
父亲兴奋得脸都红了，然而很快就暗淡下来，他嗫嚅道：“可我成家了。”
武装部的领导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父亲也没跟母亲说一声，抬腿就跟他们走了。
到了县上，马上体检。天遂人愿，居然项项合格，立刻就发了他一套军装。对他说：“你马上回一趟家，安顿一下，后天就来报到。”
出了门，父亲就把军装穿上了，虽然还没有发领章帽徽，但军人的感觉已经很强烈了。见了母亲，竟情不自禁地敬了一个军礼。以为母亲会感动得送之以拥抱，母亲却跪在地上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腿，哇地大哭，“孩子他爸，你可不能走，老大刚会爬，老二刚出怀，你一走，就地陷天塌了。”
无论怎么劝，母亲只是一径地哭，把美丽的面容哭成了一团皱纸。
这又把父亲击中了，他失去了决绝的勇气，只好托人把那身军装送回去了。
他的人生从此留下了遗憾，再演加片的时候，一看到光芒四射的天安门，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掉泪。
后来父亲当了大队（村）支部书记。刚一上任，就订了“两报一刊”。他说，既然是支书了，就要关心从北京来的消息。那时，领袖总爱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检阅游行、接见队伍，报纸也就总会刊登大幅的照相。他久久地盯着图像，两眼放光，一动不动。
父亲是个乐天派，晚上收工后，躺在土炕上常哼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选段。他唱歌走调，像秋蝉栖冬树，前音长后音短，听着闹心。母亲和我们偷偷笑他。母亲干脆说，你别唱了，还是我给你亮亮嗓子吧。京西有一种类似河北梆子的戏剧，当地人叫山梆子。母亲是村里唱山梆子的主角，她一唱，就余音绕梁，大家鼓掌，弄得父亲羞答答的，像做错了事似的。但是，只要他一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大家的嘲笑，立刻就止了，且报以掌声。不是他唱得好，而是大家知道那是他最敏感的部位，不忍造次了。
他也发现了这一点，只要跟母亲对垒，抵挡不过，他准会用上这一招，弄得母亲只好偃旗息鼓，且体贴地说一声：“你唱得好。”
父亲没想到，他订的“两报一刊”，居然成了他儿子最好的课外读物，我深受影响，产生了飞向远方的渴望，也埋下了文学的种子。那时我就想，我绝不会在乡下过“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生活，我不能留下父亲那样的遗憾。便勤奋读书，居然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
我的飞翔，却给父亲出了一道难题——在县城上学，吃住行，开销很大，然而他手里没有钱。他四处去借，直到再也无处可借，庞大的一个汉子，竟蹲在地上不停地叹气。母亲开导他，你一个堂堂的支部书记，还不能“变”出些钱来？父亲很生气，对她说，你去父亲的房里朝墙上看一看，那上边挂着什么？母亲自然知道，那是伟人的手书：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父亲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到隔岭的金鸡台做了窑工。挖煤虽然辛苦些，但可以挣到现钱，可以干干净净地供养他的儿子上学。
他的举动，当时震动了三乡五岭。
我终于学业有成，在一个乡镇当上了乡长。当时乡镇领导都攀比坐车，认为那是身份和实力的象征。我却一直坐着一辆老掉牙的伏尔加，且经常半路熄火，司机说，您这是图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显示廉洁？我笑着说，我可没那么高的境界，是因为我的出身——我祖父是放羊的，我父亲是挖煤的，我没长那么高级的屁股。
时间到了1996年的夏天，父亲突然腹痛不止，他不想惊动我，就一直胡乱地吃止疼片忍着。后来成把成把的药片吞下去也不管用了，他才找到我，说，沾你点光，拉我到城里去检查检查吧。这时，他已瘦得脱了形，我顿生大哀，觉得他的病，与我有关。
到了北京的友谊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你们来晚了，他得的是结肠癌，已经扩散了。我当时就泪流满面，不能自已。父亲见状，说：“看来我是得了大病，没救了。”
在治疗期间，他突然对我说：“你拉我去趟天安门广场吧，我要看看天安门。”
到了广场，起初是我搀着他走，离国旗杆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他突然挣脱了我，自己急切地扑过去。他仰望着头顶的国旗，婴儿一般地笑。站了很久，直到撑持不住，不甘心地蹲在地上。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对我说：“其实，我是有机会站在这里的，可惜我不争气。”
我知道，他心中有一种化不开的情结，什么劝慰的话都属多余，便笑而无语。
后来，我搀着他到了一个能近距离观赏天安门全貌的地方，站住了。他的眼神好像不够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得急迫而慌乱。
眼前就有个照相点，我对他说：“在天安门前照个相吧。”
他眼睛一亮，脱口应道：“照。”
但找来照相师，他却横竖不照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都这个模样了，不般配了。”
他实在是累了，就坐在了广场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天安门城楼。他坐了很久，不让人惊动他。终于他向我点点头，“儿子，你过来。”我来到他身边，他竟对我说：“儿子你看看，城楼上，毛主席是不是在向咱们招手？”
刚进冬日，父亲就逝去了。临终前他对我说：“儿子，我后悔了，那天，不如就照一张了。”
父亲去世那年，刚刚52岁。我坚定地认为，他的早逝，绝对与我有关。所以，父亲去世后，我心底兀然就生出了厚重的苍凉，以至于有了官职，有了文学上的成就，也没有多少欣喜，反而有一种锦衣夜行之感，因此就低头走路，不愿张扬。有人认为我做人低调，也有人认为我是在作秀，我均一笑了之。
对父亲的歉疚化成了对母亲的深爱，我无微不至地孝顺她，她晚年过得很幸福。但是，近来她总是望着父亲的遗像发呆，脸上堆着莫名的忧伤。不久前的一天，她突然问我：“你是不是陪你爸去看过一次天安门？”
“是。”
“那你也得陪我去一趟，不然等我们再见了面，他会瞧不起我的。”
她弄得我唏嘘不止，赶紧应承下来。看来，他们那代人，即便是天地永隔，心也是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