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在我的印象中一直与丽江类似，充斥着过度的文艺与失落。其实我并不十分喜欢这样的地方：白天过度慵懒，夜晚过度疯狂。深夜走在古城的街上，两侧的酒吧里永远有浅吟低唱或者疯狂呐喊。在酒吧外驻足，想给里头驻唱的女子拍一张照片。也时不时会有醉酒的老外冲出来，突然抱住你。朋友说：“没什么的。这是因为他们觉得你好看，想亲近你。在他们看来，拥抱与握手一样.都是礼节。”
可我莫名讨厌这样的礼节，尤其是在毫无防备时，身后突如其来的、带着醉意的拥抱。这样的地方，总让我想起从前在中国香港念书时，常常跟着表哥造访的兰桂坊。
十八到二十岁时喜欢那样的地方，觉得新鲜与刺激。每次造访，都有那么多情绪可以疯狂地发泄。与陌生人喝酒喝到半夜，回家匆匆睡上三个小时，又赶往上课的地方。年轻人原来会有那么多的精力。
二十八岁时，反倒更喜欢平静地活着。所有的冲动与疯狂都不动声色地收了起来。
所以，当我看到大理街头那些在深夜痛哭的女子，那些在小酒馆里抽着烟向陌生人讲述陈旧往事的女子，在酒吧外吐了一地却几乎毫无知觉地倒在呕吐物旁的女子，我对朋友说：“这座城市，负责盛装游客的失落，或许是因为它本身就带有某种失落的气质吧。”
“你喜欢这种气质吗？”
我摇头：“至少不喜欢一个人没有节制地在深夜的马路上痛哭。”
“也许她们真的很难过昵。”
“人能有多难过啊，难过得在半夜的马路上痛哭流涕？”
可谁知后来，我也做了同样的事。
来到云南后，我几乎每过一个小时便与家里联系一次。每回联系的话题都是外公的病情，问话也亘古不变：“外公今天怎么样了？”
我不断地打电话给妈妈、舅舅、表妹，却在每一次将电话打给外公时，都要先進行自我催眠。催眠出最轻松愉快的语气，然后用这种轻松愉快的语气努力想给老人家多一点信心。
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医生和我们摇过头、说过“不行”了，可是却没有人敢和外公说。每一次与老人说话，晚辈们的说辞永远都是鼓励性的一句：“这些好的医院我们全都包过红包了。医生们正满世界给您找合适的心脏瓣膜呢。再坚持坚持，等一等哈。”
外公总是点点头，笑着说：“好。我们再等等。”
我们以为他信了。直到那次在病房外，我一个人正准备将午餐端进去时，听到他和外婆说话的声音：“孩子们都尽力了，我知道，医生也没有办法了。”
这就是亲人吧，原来我们努力地宽慰着外公的同时，外公也在努力宽慰着我们。
又一个女子在深夜的大理街头哭了，就像她曾经不喜欢的那些失意女子一样。
那一天，我们收到了医院最终的消息：你们领回去吧。熬不了几天了。
深夜的大理原来承载了那么多悲伤，又一例失意案件出现了。
她坐在街头，月光下，夜幕下，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或许会有从旁走过的人好奇地看着她。懒洋洋地评论：人能有多难过啊，难过得在半夜的马路上痛哭流涕？
那是你尚不知道。原来，人真的会这样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