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虽是作家，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学理念影响我。在我的生活学习中，父亲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教师，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伴侣，最好的交流文学的朋友。严歌苓
父亲常与我沟通他最近读的好书，也会建议我去读。每天早上不管多忙，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他看完以后会提很多建议。
小时候，我是一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经常进入属于小孩子自己的剧团去跳舞，我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母亲是话剧演员，在别人看来，我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沿着母亲的那条路走下去。
12岁那年，我到了部队文工团。那时父亲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他认为我会走上舞蹈的道路。
实际上，我到了20岁却忽然会写作了。对此，父亲感到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但是，这时他并不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后来我越来越认真地写，父亲对我说：“你写作先天不足，因为没读过什么书，基础很差。所以，你要非常用功，得比人家都要用功很多。”
“用功”这个词就这样刻进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自己是只笨鸟，如果不每天5点钟“出林子”，就没得吃。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恐慌，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在家里耕耘。
第一批采访作品发表后，我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吃写作这碗饭的。从此以后，我就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一点东西。
那时我就不跳舞了，我跳舞的条件很不好。我觉得艺术是关乎登峰造极的事情，如果只能平平地跳两下，这不是我想达到的一种境界，所以我就放弃了跳舞。
二
当时在前线，采访负伤的战士，当谈及他们的家乡和父母时，每个人都好像有一个故事，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写这些人的故事。而这些人的故事，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
这么多年的经历，使我感到仅仅读万卷书是不够的，行万里路对人的一生影响更大些。
其实很多大家，像沉从文，像高尔基，受到的正规教育非常少。沉从文读了5年私塾，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但他们的小说都写得非常鲜活，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了复杂的社会，看到了人性。
我在年轻时就进了军队文工团，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来自各种家庭，有男有女，有的年纪很大，有的年纪很小。这比一个连队要好很多，连队是清一色的农村兵，而且都是男性。
随后我到了美国，在那里读书、打工，这些经历让我的人生每天都有变数，每天都有很多遭遇，这些遭遇就变成了自己想写的东西。
我在30岁开始学英文，只学了一年零七个月，英语就考过了托福的研究生线。当时托福的研究生线是550分，我得了577分。那段时间，我胳膊上写的是单词，端盘子时看的是单词，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这段考试经历告诉我，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勤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