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我前往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戏剧导演。1978年，在一次留学生的聚会上，我遇见了同样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林惠嘉。初次见面，我就被这个笑声爽朗的女孩深深吸引了。这次聚会之后，我主动约她看一场网球赛，那时我的个性非常腼腆安静，开朗的惠嘉竟很爽快地答应了。
通过相互了解我才知道，这个自信爱笑的女孩很了不起，自小非常聪明，台大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跟惠嘉在一起，安静的我好像找到知音一般，总有说不完的话。
1983年，恋爱五年之后，我和惠嘉在纽约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婚后我在纽约大学念电影系，妻子在伊利诺伊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虽然聚少离多，但两人的感情非常好。记得那时候我每次临走前总会做好一冰箱丰盛的食物留给妻子，也总是随身携带着妻子的照片。妻子对我们分居两地的家庭生活概括为：我的温厚，搭配她的能干；我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为这个家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平衡点。
在此期间，大儿子李涵、小儿子李淳相继出世。妻子是个性非常独立的女性，自己能做的事从不麻烦别人。大儿子出生时，她半夜感觉羊水破了，于是自己开着快没油的汽车到医院生孩子，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亲友时，她说不用了，医护人员还以为她是弃妇。我第二天赶回伊利诺伊时才知道自己当了爸爸。
从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以后，我并没有一帆风顺地开始拍片生涯，相反却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悲惨境地。大约六年时间里，我都失业在家，主要靠身为药物研究员的妻子在外工作，养家糊口。现在想想，那时的家有点像“母系社会”，妻子天天外出上班挣钱，我在家带孩子，练习厨艺，当“煮饭公”。
在六年的等待中，我每天除了大量阅读、大量看片、埋头写剧本以外，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到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一起兴奋地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回家”，这一幕至今想起来仍觉得很温馨很感动。
见妻子肩上的负担那么重，我过意不去，就偷偷地开始学用电脑，那时候会用电脑比较容易找工作。可没过多久，这件事就被妻子发现了，她很生气地说：“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可以失业，只要不无所事事！”其实在妻子眼里，我永远都像长不大的孩子。
妻子知道我真的只想拍电影，做别的事不行，也不感兴趣。她鼓励我追随自己的梦，并相信她的丈夫一定会成功。现在想想，要不是遇到妻子，我真可能没机会实现电影梦了。
如果我没有“家庭妇男”的独特经历，没有六年在厨房里的卧薪尝胆，恐怕就不会对人生这道大餐的“酸甜苦辣”感悟得这么深，也拍不出《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这“家庭三部曲”了。
此后，我又拍摄了三部纯美国题材的影片：《理智与情感》、《冰风暴》和《与魔鬼共骑》。影片接连获得成功，不仅两次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还获得了金球奖等奖项。2001年，我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获得了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四个奖项。《断背山》在2005年威尼斯电影节及2006年美国电视电影金球奖上大获全胜后，又为我带来了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荣誉。在一次香港媒体采访时，两个儿子为我总结了成功秘笈：“爸爸很幸福，能够娶到像妈妈这样的女人，这是爸爸成功的原因。”
而在我眼中，妻子宠辱不惊的个性实在是促我成功的最佳原因了。你想，丈夫在家呆了六年，全靠她一人在外打拼，她沉得住气；当我第一次获得金熊奖时兴奋地从柏林给她打电话，谁知她只说：“嗯，知道了！”就挂了电话继续去睡，事后还怪我小题大做。拿了奥斯卡小金人后，有一次我和妻子到华人区买菜，有位朋友对妻子说：“你命真好，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买菜！”不料当即遭到妻子抢白：“你有没有搞错呀？是我今天特意抽空陪他来买菜的！”
最近，美国华裔社区的男女老少请妻子主讲《牵手与推手———谈家庭沟通和简易人生》，低调的妻子谈到的几句话很让我折服，她说：“作为妻子，绝不要装哪根葱去干涉丈夫的私人空间，既然选择了对方，就要对自己的眼力有信心！”我想妻子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