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的时候，我俯在她耳边说，我会带她回北京。我带回的是父亲50岁时与她的合影，我盼望他们永远是年轻时的样子，而我就永远在童年他们的爱抚下。那照片就端正挂在墙上，香灰在弯曲着，终于落在桌上，成为粉末。
母亲这一生，总共生了12个孩子，只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因无力抚养，往育婴堂送走了四个，留下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从21岁生大姐，到42岁生小妹，平均每不到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她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似乎都在持续不断怀孕、生育、哺乳。她经历过生育中的大出血，据姐姐说，那血从床上滴到地板上，再从地板上滴到楼下。但母亲说到这段经历，只是说，那时你爸爸叫我的声音离得很远很远，你爸爸给我打了一针止血针，那针止血针就是一石米。好像舍不得的只是那一石米。对于身边一圈嗷嗷待哺的孩子，那一石米意味着什么呢？
姐姐说，母亲这辈子，最不容易的是让我们全家吃饱、穿暖。而我以为，更不容易的是，她以有限的收入，还能让全家吃好，维系一大家的其乐融融。
记忆中每年秋天母亲都要腌菜，白菜最便宜的时候，从菜场让农民挑两担回家。早晨登着梯子将菜一棵棵码在厨房的屋檐上，傍晚再一棵棵收下来，我们就在木梯下帮着码菜。晒去水分后，在一个傍晚一棵棵揉上盐，码进大缸，压上大石头。等天气变冷，厨房里开始有浓重的腌菜气息飘起，眼看缸里泛起黄色的泡沫，结成薄冰。蒜叶炒腌菜是冬天吃得最多的一个菜，从大缸里摸腌菜时，母亲准备一盆半温的水，手冰得不行就进温水里暖暖。我们则在一旁袖着手，眼巴巴等她将摸出的菜一层层剥去菜帮，最里边的菜心轮流塞进我们嘴里，又凉又酸又脆。冬天另一道断不了的菜是荠菜豆腐羹，一块豆腐切成细碎，放进猪油、盐、胡椒粉，勾芡成一锅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羹。吃完晚饭，在厨房冰冷昏暗的灯光下，母亲经常会一棵棵仔细地摘一堆乱蓬蓬的荠菜，剪去每个带泥的根，摘干净再装进竹篮挂在屋梁上。
每一季节，母亲都会想方设法，让我们吃到她可能做到的最好吃的东西。春笋上市，很贵，猪肉要凭票，她攒一月肉票，也要想办法炖两次腌笃鲜，早上早早去排队，就为了买热气肉。每年夏天清晨，瓜果最便宜时，母亲每天都会买回一篮的瓜果——西红柿为主，红番茄、粉红番茄；然后是黄金瓜、青筋瓜。铁桶里打上井水，让它们在清凉的水中浮沉。西瓜用网袋装着吊进井里，酸梅晶用凉开水冲好灌进盐水瓶，用绳子沉到井底。
母亲善于以便宜的原料做成美食。比如买一串小蟹，每只切成两半，斗里裹上葱花面糊，油里煎过，做成面拖蟹，一人一挂再加一碗糊。比如买回三两虾，虾须不剪，同样裹面煎成虾饼。大家最爱吃的还有菜饭与烂糊面，菜饭以荠菜或青菜，最好以柴火小炉灶焖成，米要粒粒分开，又不能干硬，水候火候都要照顾，吃时碗里再拌以猪油。烂糊面则要煮成面与菜结为一体，春天以雪菜春笋海米，夏天用鸡毛菜、番茄加毛豆。
不知母亲上半辈子曾为养育我们怎样地为难。这次摔倒后病重住院，她恍惚中惦记着的还是做饭。我在她身边守夜，连续几个晚上，她醒来都睁着迷惘、无助的眼睛。我问她想什么，她一次次说，要天亮了吧？是不是要烧粥了？他们都吃什么？我对她说，不是等你给我们烧粥吗？她无力地摇摇头：“我做不动了呀。”于是我就只能偷偷地流泪。
母亲这一生，只有短暂的职业生涯。听她说，只有父亲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她才出门去旧上海一家饭店当出纳。那时她年轻、漂亮，据说还会几句英语。早时家里曾留有那个时代她与父亲的一张旧照片，穿旗袍，烫头发，就像旧上海月历牌上的人物。可惜后来几经搬迁，这照片不可寻，那形象就只在想象中。
父亲一旦有工作，母亲好像就甘愿为附庸，这大约是那时妇德最重要的标识。记忆中的母亲，早上总是天没亮就第一个起床，蹑手蹑脚走过我们床边，生怕惊醒了睡梦。下楼生炉子，把厨房窝里养着的鸡放到后门圈好的鸡栏里。等父亲下楼煮粥，她则踏着弄堂里还没熄灭的路灯残光去菜场买菜。
母亲喜欢整洁，我们从小到大，没有穿过脏衣烂裤，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破的地方补得整整齐齐，放在每人的抽屉里。家里每周一次大扫除是必须的，她会把我们都动员起来，拖地，擦桌子，擦窗户。每到换季，就要张罗搬床，夏天把床搬到窗口，冬天再把床搬到避风的地方。
我下乡，对母亲是一次很大的刺激。对我而言，那时外面那个世界充满了新奇，几乎毫不犹豫就报了名。对母亲而言，这儿子则过早就展开翅膀飞了，于是她躺了一天一夜，等我要走的那天起床，全家合影，然后流着泪帮我整理衣裳。我在那时并不意识，从走出家门那步起，其实已经离开了这个巢。以后探家，就变成了短暂的过客。所以，关于父母与家的记忆，好像也都凝固在了下乡前。下乡以后的家，好像只是一个尾声。
最后的关于老房子的记忆是我结婚的时候，那是记忆中在老房子里最后一次热闹地过年，初一还是吃了炒面，初二母亲还是包了团子。等我结婚后再回家，父母已经搬离了老房子。记得那个夏天，我们从黄山回上海正好遇上台风，风雨中竟找不到父母的新家。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子，父母在床上，我们只能睡在床下。老房子里那个圆满的家的感觉，其实那时已经不存在了。再之后，父母作了一个选择，把他们的房子与妹妹的房子换在一起，住到了妹妹家里。
从父母搬到妹妹家里，妹妹就试图承袭一个大家的感觉，邀我们每年过年，早早就准备好各种年货，从小年祭祖宗开始，让父亲主持过年。但我明显感觉到父母一年又一年茫然如失、经常束手无策的样子。他们茫然是在妹妹家里成为了妹妹精心供奉的老人，再也找不到一种家庭主人，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将儿女都像鸡雏一样呵护在身边的感觉。
于是父母一年一度最大的愿望，就是盼望过年尽可能多的子女能团聚。从过完年，送我们离开，就开始等待下一年的再见。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还会带着孙子去公园，父亲还会给孙子划船，母亲脸上还布满了满足。等孙子大了，不需带着去公园了，他们每天的消遣，好像就剩下自己肩并肩去散步了。等到孙子长成了大人，他们连散步都走不动了，就只能以慈爱的目光看着高过自己一头的孙子，只能坐在藤椅里伴随电视里的声响度日了。父亲先走后，母亲变得越来越孤独。她与我约好，每周六等我电话，于是妹妹说她从早上起来就开始等，等到心神不宁。碰到我因为有事而忘记，她就会开始哭，哭得伤心至极。
眼见着母亲一年年木讷，她的每天似乎变成了程式，早饭、午饭、晚饭只吃同样东西；吃完早饭还会读几页书，但她自己说，读完就忘了，已经不知读的是什么。下午把电视开到很响，看一下午的戏曲频道，无论越剧、沪剧还是京剧。五点多吃完晚饭，六点多早早就睡了。过年回家，她颤巍巍不断从屋里走出来，但大家很难再与她说话，她每天几乎都在重复同样的话题，谁有耐心不断地陪她重复呢？于是她只能又颤巍巍走回自己的屋子。
母亲选择了周三我空闲时候病情恶化。在他们这一代人意识中，子女的工作还是重过一切，所以我回去看她时，她总抚摩我手说，回去工作吧，工作要紧。我这一生的遗憾，大约就是周三没能赶回去。周二晚上听说她吐了血，周三早上听说她喝了牛奶，还要妹妹给她做烧苋菜与油焖茭白。傍晚妹妹打电话说，精神还好，没想到十点钟电话就说不好，这时想走也飞不了了，于是错过了陪伴她最后一夜的机会。周四一早赶到机场，赶到医院时，她还在艰难地等我，瞳孔其实已经扩散，但仍寻找着她身边的子女们。她希望大家都能环绕在她的周围，成为她一生最后的总结。她最后走的时候，我难忘那个坚毅地眠着嘴咬了咬嘴唇的动作，她最后咬破了她自己已经苍老的嘴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