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和母亲回大陆。
我们到浙江松阳乡下去探亲。然后匆匆赶到衢州火车站，想买卧铺票搭夜车到衡山。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陆旅行艰难，而是因为松阳乡下前不搭村，后不搭店，加上时间匆促，我没法事先安排车票。于是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在四十度的气温里，下午两点，我带着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家，抱着行李，走进了衢州火车站。
卖票的高高在上坐着，又是个年轻的女性。“请问有软卧吗？”隔着玻璃，我担心她听不见。
她的手上并没有活做，可是不知怎么，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接触，看着自己的手，对我的问题，她懒得开口，只摇头。我有点儿高兴，至少她听见了。“那么有硬卧吗？”我小心地问，还回头看看身后的老人家。
她摇头。
“那么，”我紧张了，想着母亲的心脏病，这是一趟十七八小时的路程，“那么，有软座吗？”
她摇头，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么，有硬座吗？”
她突然劈头大骂：“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哪里？！要买不买？”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头看着她。我不知道她还能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来，赶忙说：“买买买。”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买什么：她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
她把两张票和找的零钱从窗口丢出来，对，是丢的。收拢了东西，我急忙转身去照顾老人，好像还习惯性地和售票员说了声谢谢。
天气毒热，我看着满头大汗的母亲，有点儿发愁，开始责备自己太孟浪，没为老人多想。手里的车票拿出来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几个小时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只好上车再打算，也许有空的软卧。
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惊讶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有点应对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