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和兄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我百般劝解无效，遂忿然作色曰：“托翁散尽钱财是为了救济穷人，你是为了自己的怪癖，要令亲人伤心！”爸爸怒极，然而不敢责声———我是他从小娇养大的独生女儿。他转身回房，继续在日记里絮絮地缅怀故里，缅怀他的父亲。
那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古木浓荫，涧水如珠，七八户人家散落在山梁里。当年曾祖父手持大刀，率领全族老小逃难到晋中，爷爷就是那时星夜投奔了八路军。爷爷是从那里起家的，他胯下白龙马，在密集的枪声里，冲破封锁到总部去开会；他从白龙马上一个俯身，把在河滩上玩耍的我的父亲一把抢回，身后“嗖嗖”飞来日本小鬼子的流弹。
我从识字起，就公开地“偷”看爸爸的日记。爸爸佯作不知，有时还公然地和我讨论写作方法。有一次，我正高卧床上看书，爸爸蹙额道：“秀姑！古人云，能立不坐，能坐不卧。你要下来走动。”我急忙翻身坐起，白着眼睛道：“我正是‘能坐不卧’哩。”爸爸哈哈大笑，当即记入该天的日记中，结末一句是“吾儿狡黠可喜！”这一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黠”字是我教他的。但我要他将“狡黠”改为“慧黠”，爸爸却执意不肯，说是要去矫饰而存本真。
又有一次，爸爸嫌我晨起磨蹭，教育我道，“鲁迅先生是边穿衣服边走出街去的”。我缓缓道：“我还需洗漱吃饭，出街去做什么？”爸爸呵呵大笑，又在当天的日记里大大地记了一笔。
我曾痛陈妈妈婚姻的不幸，在于她嫁了一个自以为该做英雄的男人。父亲年轻时仗着爷爷的威望，很是任性尚气。“文革”期间在看守所做所长，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因为写错口号被定为反革命，爸爸乘隙将他放了。后来有一天一个高大的中年人，背了一袋梨子跟在爸爸身后进门，就是那当日少年，他如今已是种植果木的专业户了。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做法官，曾收留了几个孤苦的当事人在家里寄居，不曾收过一分一文。那些人后来有了生路的，都还懂得感念，见了叫声“大哥”；只有一个做了包工头的，有一年居然跑来说在我家里白做了几年苦力，很有秋后清算的意思。爸爸脸上涨红，咬牙道：“滚！”那一夜他的灯亮到很晚。
我不知爸爸在日记里写了些什么。我久已不再看爸爸的日记了。他也总是藏藏掖掖的，想必有太多的难堪与落寞。
其实我是明白的。那是一个男人终生的梦想彻底败落之后的悲绝。生性耿直,又添着些书生的意气,爸爸不仅不能再保护弱小,连自己也不能保全了。昔日的繁华落尽,他大约料不到人事逆转如此之快，我却从旁觑破了。
有一个在高校做教授的表亲，在和父亲畅谈后感慨：“若是在战争年代，你父亲是条好汉。”他为了对英雄的崇仰而生，生活在对英雄业绩的追慕里。然而凡事太琐碎，于是父亲就有了太多的失意。现实太卑琐，于是父亲总是不如意，以致落得晚景颓唐。我已颇得了些生存的技巧，每每对父亲的执拗颇不以为然，然而当我在灯下会晤那些曾经孤独过落寞过的文人的灵魂时，却立即原谅了父亲的优柔而鄙视自己的堕落。爸爸一世的雄心，消磨在岁月的尘埃里了。
总是记得小时过年的情景：妈妈端坐在窗下制作年糕，父亲在屋里踱来踱去，捧着《彭德怀传》高声朗读。我趴在床上，望望秀丽的妈妈，望望悠然的爸爸。那时爸爸未老，我还懵懂，然而心里觉得天地就是这样安然不易。
如今我只有过年才得回家来。爸爸抱着他的礼物，坐在床上看我给众人分发礼物。他那么安静，眼里闪出孩子一样的满足和好奇。我鼻子一酸，说：“爸爸，我们看书去吧。”
走在路上，爸爸佝偻的背，迟缓的脚步表明他确乎是个老人了，他的生命已经像挂在冬日枝头的一片树叶了，在阳光下闪出脆弱的金泽。自我南来后，每次回家爸爸总要亲迎。然而当我要走时,他总推说累了，躲进房里去。
不知昨夜他在日记里会写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