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书信，我读过很多。有的让人流泪，有的让人血热，但总还能读懂。可有一封书信，我读不懂。不，不止是我读不懂。
这个故事是一个老兵的儿子讲的。老兵曾是平北抗日根据地某部的一名班长。1942年的夏天，转战于海陀山区的部队收到一批军鞋军袜，都是当地老百姓做的。老兵给班里的战士发放时，发现其中一双用细绳捆着。老兵把那双鞋留给了自己，绝不是有什么私心，只是觉得那根捆鞋的麻绳挺好，有用。待穿时，他才发现鞋里还垫着鞋垫。这是很少有的。老兵抽出鞋垫看看，一只绣了只鸟，另一只只绣了个鸟头。老兵心里有点不踏实了，因为他的鞋比别的士兵多了副鞋垫。原想向上级汇报，可就在那天有战斗任务，便耽搁了。战斗结束后，老兵想，也就是一副鞋垫，他又没有贪占什么，就把这事放下了。几个月后，老兵的鞋湿了，他抽出鞋垫准备晒晒，这时意外出现了：一张纸片被带了出来。纸片一直在鞋垫底下压着，老兵竟未发现。他轻轻展开，意识到那是一封信。但由于长期被踩在脚底，又被水浸过，那张纸的许多地方已烂掉，字迹模糊一片，他看了半天，只认出落款：玉霞。这当然是个女人的名字。老兵呆了，他猜这一定是这个叫玉霞的女子写给丈夫或恋人的信，她的丈夫或恋人应该就在部队上，可能是运鞋的疏忽大意，把这双鞋和别的鞋装在一块儿了。老兵没把信扔掉，而是仔细包好，揣在身上。老兵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事会从脑海里淡去。但他错了，他不但忘不掉，反而一有空闲就想：玉霞跟她的丈夫或恋人说了些什么？是不是有要紧的事？她的丈夫或恋人是否已牺牲？越想老兵心上的担子越重。
新中国成立后，老兵转业到张家口民政部门。他想找到这个叫玉霞的女子。那批鞋袜是当地老百姓做的，玉霞应该就在大海陀这一带的某个村子。除了托人打听，一有时间，老兵就回到他曾战斗过的地方，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访。几年下来，走了几百个村庄，叫玉霞的确实不少，但她们都没有给谁写过信。这就奇怪了。后来，他忽然想到，那个玉霞也许牺牲了。在日寇扫荡大海陀期间，杀害了几百名群众；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不少群众死于敌人的刀枪之下。其中有许多巾帼英雄，如原龙关县花里村的杨玉莲。杨玉莲是一名普通的妇女干部，日寇封锁大海陀期间，她带领全村妇女做军衣、军鞋、军袜。1947年6月，杨玉莲被还乡团抓住。她被敌人扎了24刀，打了3枪。乡亲们在掩埋玉莲时，发现她手上还戴着顶针，怀里揣着一只尚未做好的军鞋鞋帮。玉莲与玉霞不会是同一个人。杨玉莲的丈夫叫高亢，是村里的实业委员，和杨玉莲同年被敌人杀害。被敌人杀害的还有不少无名英雄，或许玉霞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是这样，老兵不可能找到玉霞了。但老兵没有放弃，仍然一直不停地寻找。
临终前，老兵将珍藏的鞋和信交给儿子。信的外面罩了一个玻璃框，像一段定格的历史。老兵嘱咐儿子，有机会一定要替他找到那个叫玉霞的女人，并当面致歉。老兵后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寻找到那个叫玉霞的女子并向她致歉，但最终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老兵的儿子清楚，他不可能再找到那个叫玉霞的女子了，但他每年仍带着那双鞋和那封罩了玻璃框的信去一趟大海陀，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天，他忽然想知道那封信究竟写了些什么，于是，就去找专家辨认。由于年久和破损，那封信专家也未能辨认全，只是认出了一小部分，大约占信的五分之一。老兵的儿子想知道空白部分可能是什么，但专家摇头——没有凭据，不敢乱说。老兵的儿子反复端详，越看越觉得呈现的字像密码。老兵的儿子找了个作家，让作家根据已有的字把空白处补上。对作家而言，这是小事一桩，只用了两个小时一封完整的信就出来了。老兵的儿子欣喜若狂，父亲一生没有解读的信终于被他解读了。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作家毕竟是凭想象填写，会不会和玉霞的原意不符？于是，他找了第二个人，是位记者。结果一出来，老兵的儿子目瞪口呆：记者填写的信与作家填写的信内容相去甚远，说的根本不是一个意思。于是，他又找了不同的人填写，有律师，有医生，有普通妇女。没有哪两封信是一样的。老兵的儿子本来是要搞清楚的，结果越搞越不清楚。
我看了他找人填写的信，厚厚的，有七八十封。如老兵的儿子所说，没有哪两封信是一样的。有的很短，有的很长。老兵的儿子让我也填写一封。我答应了，但填写得很吃力，至于结果，没必要细说，与其他的都不一样。
这封信我读了，就像所有读过的人一样，但我不敢说真正明白信的意思，真正明白的恐怕只有那位叫玉霞的女子。或许这并不是一封情书，但我认为是，并且是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