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成为最远的水
接到妈妈病重的电话时，我人在纽约，正在和3岁的儿子打电游。电话是家里的阿姨打来的，她说妈妈本不让她给我打电话，但她还是觉得，妈妈心里是希望我能回去看她的。阿姨说：“贺贺，阿姨也不希望你有什么遗憾。”
少小离家。我是在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的。同为大学老师的父母毫不犹豫地为我选择了这条路，这条他们认为对于我来说最合适、最光明的路。现在，我成了一名牙医，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但这一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我几乎没有了再跟父母团聚的日子。
坐在归程的飞机上，荣归故里的我突然间很伤感。我看到机窗里反射的，是自己早生的华发。18岁离开家，一晃20年过去了。我已不再年轻。而妈妈则更加衰老。15个小时的空中航行，我一刻都没有闭眼，20年的岁月在脑海里翻腾，我从来没有如此地想念与害怕，想念去世时我没有在身边的父亲，害怕母亲这一次也不给我机会。
突然间觉得，这些年，算得上功成名就的我，之于父母，不就是一个符号吗？我毕业、工作、结婚乃至生子，他们都没能亲眼所见。一切都在电话里，以过去时的形态，向他们告知。好消息，放大了说给他们听；坏消息，等到自己不痛了才肯让他们知道。
关山重重，亲情，成为最远的水。难道，这就是父母送我出国的意义？！
情虽亲，心却已经很难接近
下了飞机，直接打车去医院，彼时已是深夜。当我看到病床上苍老的妈妈时，我几度认为自己走错了病房。可是，床头卡的名字，还有那张依稀可辨的熟悉的面容明确地告诉我——这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也会老吗？
在我的记忆里，她好像永远都言语幽默，永远都喜欢漂亮的衣衫，永远都愿意搂着我的肩膀与我比个儿。
离去多年，我不能看着她慢慢变老，只能在这样的时刻，让一夕忽老的她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眼睁睁地目睹何为岁月的残酷！
母亲是因脑出血入的院，她一直很害怕手术，直到我回来的第二天，她才同意手术。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回头看她，她的脸上充满了坦然与信任，仿佛她的儿子回来了，一切就安全了一样。
等在手术室外的时间并不好过，同意书上那些可能发生的危险反复地在我脑海里出现，不管我怎样屏蔽，它们都挥之不去。
谢天谢地，手术很成功，医生表扬妈妈：“她的意志力很强。”阿姨说：“还不是因为她儿子回来了！咱们千军万马也抵不过他儿子的一句话。”
母亲是在术后的3个小时左右醒来的。看到我，她笑了。但很快，她用目光在寻找阿姨，并露出难为情的神色。阿姨说：“贺贺，你出去一下，你妈妈要小便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发现，不管我与妈妈在情感上怎样互为彼此的至亲与唯一，却总有一种陌生与疏离是那样的明显。我们的话题在简单的吃喝、要不要翻身以及国内外的生活习惯等非常表面的内容之外，再没有更多的，更私密、更亲近的话要说。不是不想说，是我们都找不到要说的情绪和要说的话题。
20年不在一起的生活，情虽亲，心却已经很难接近。
我想照顾她大小便，她会说难为情；我喂她吃饭，她会觉得难以下咽；我扶她下地走走，但我的姿势明显不如阿姨做得让她感到舒适……看着她与阿姨有说有笑的样子，我的心底升腾着一种悲凉——我和她，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啊——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是她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的呀。
看着病房里，别人的儿女与母亲亲密无间的样子，我的内心很孤单。这感受，与我当初一个人踏上纽约的土地时很像。
母亲的日记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虽然很累，却睡意全无。随便翻看母亲书架上的书，发现卡夫卡的小说占了半壁江山。尽管她是正宗的工科生，可是对文学，她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偏爱。更有趣的是，但凡卡夫卡的小说，她都坚持凡是中英文版本的都要搜集起来。而且，到了后来，她会对照着来读，对于翻译得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尽善尽美的地方，她会重新用自己的语言翻译过来。妈妈的语言很干净利落，带着很深的理工科学生严密逻辑的痕迹。
除了这些书以外，我还有更重大的发现，那就是她的日记。
母亲的日记，在我父亲去世之前，里面写的都是我。而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日记的字里行间全是他。
直到父亲离去之后，母亲在寂寞与荒凉里，纪念父亲给过她的温暖与生动。
她曾在独自一个人料理父亲后事的诸多繁琐里追问：直到此时，我才问自己，我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为了他的前途将他送到了国外，不管我多么需要他，都只能对他说：“我很好，不用挂念。”这样做，对吗？
母亲的日记每一篇都能轻易地让我落泪。我并不了解她，就像她同样不了解我一样。20年的岁月，20年几无交集的生活，让我们对彼此都很陌生。一条看不见的电话线，串不起亲情的细节。我们在没有细节的日子里，互相疏离。
怎么办？
还有机会重新认识吗？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跟阿姨学做妈妈喜欢吃的饭菜。
果然，吃着我做的饭，母亲很有满足感。我还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她看到后很开心，坚决要求马上套在病号服里面。她说：“这样，我才能不真正把自己当病号。”我和她聊卡夫卡，偶尔会挑剔她也挑战她，觉得自己翻译得更好一些。
我还会拿着我从小到大与她的合影，让她讲那些过去的，她与我有关的事情。那些过去的留影唤醒了久违的亲情，她变得滔滔不绝，记忆力惊人，我手上脚底的每一个疤痕如何得来，甚至连我高中同学的名字，她都还记得一些。
我们终于可以不必相对枯坐，相对亲而无言了。
那天，我下楼买东西，快到门口时，她说：“贺贺，小心车。早点儿回来。”
我头也不回地说：“好。”
可是，走下楼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湿了——停留在母亲记忆里的，还是那个18岁的莽撞少年——走路常常忘记看车，读书时总是开小差，和同学出去玩儿总是不肯按时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