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9年秋天去北大荒插队的，那时还不到16岁。在那里我爱上了我平生第一个男人。他比我大3岁，是个干部子弟，和我在同一个集体户里。那时候，生产队长一直对我有意思，有一天收工借故留下我，在一条僻静的山坳，想侮辱我。这时，他出现了——就像电影中的救星，拿着斧子。这以后我们俩就好了；再后来就住在一起了。第二年夏天，他父亲从干校回北京复出工作。秋天时他也回到了北京上大学。我们书信来往了大约半年多，后来他的信就越来越少，口气也平淡了。我预感到什么，那段时间，村里人说我两眼直不楞瞪，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跟得了精神病似的。春节过后，我到北京打听到，他已经跟他们学校一位副校长的女儿好了，听说很快就要结婚。我算什么？整个儿是一让人玩腻了的村姑！
我没有回北大荒，并在当年年底和李全明结了婚，那年我20岁。在这之前大约有半年时间，我就像挂在副食店里的一块鲜肉，被城里人挑来选去——因为我一无工作，二没户口。我大概见了八、九个男人，遭受着一次次打击。李全明就是这时出现的。如果说他不是少了一条腿的话，绝对是一位英俊的男子汉。见到他的那一刻，我有气愤有悔恨，又想哭又想笑，我绝望地感到，生活中的一切美好，都已不再属于我，我只配和一个跛子约会。大约过了5分钟，他突然一把拽住了我的衣角：跟我结婚吧。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没有任何过程，恬不知耻、赤裸裸的一见面就求婚；我说，你睁大眼睛看看，我年轻，我漂亮，我为什么要嫁给你？他说，为了户口。滚蛋吧，户口，你以为我就会这样卖身？他慢慢说：你听我说，我们结婚只是为了你的户口，一旦户口解决，你随时都可以离婚；结婚只是一个名义，我绝不会碰你一下的。
我们在年底结了婚。李全明对他在婚前所说的一切，始终也没有违约——岂止是没有违约，他是我碰到最好最好的男人。他帮我办户口那阵子，人整整瘦了一圈。我实在看不过去他整日架着双拐为我跑户口，几次提出用车推他，他总是说，你就在家等着吧，我肯定能给你办成。户口办完，我急着找工作；他不同意，说，你年纪还轻，不忙工作，应该抓紧时间学习。于是，整整三年，我白天在自己家里作他留给我的作业，晚上到他那里补习；在他的帮助下，学完了应该要六年才能学完的初高中课程，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每天晚上我们相伴灯下读书；尽管我对他也有好感，但还是无法下决心走出那一步。
直到一天，我与那个当年抛弃我的家伙不期而遇；他们一家三口悠闲地在柜台前浏览。他后来追上来说，远方，这些年来我一直没忘掉你；我们彼此都没有忘记吧。我冷冷回答：你错了，我早已把你忘记。我结婚了，三年前。我丈夫非常出色，他人格高尚，我现在心中只有他。那天晚上，我留在了李全明家；从此，我和他就像真正的夫妻那样在一起生活；两年后，还有了个女儿。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生活中最最幸福的时光。
如果没有以后的事情发生，我们会一直这样安稳的生活下去。韦顿的父亲和我爸在德国时是很好的朋友，他临死前特别叮嘱韦顿，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一个有恩于他的老朋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找到他。韦顿履行了他父亲的诺言找到我们，在北京待了半个月。很快，我们家有了那时北京还很稀少的大屏幕彩电、冰箱；为了维修这个院子，他一下子寄来5万马克……我的虚荣心迅速膨胀起来。每次韦顿来北京，我陪他，太晚了就不回家，住在他为我租下的宾馆；这期间李全明保持沉默。我突然感到了生活的色彩，和李全明之间开始淡漠。我甚至背着李全明和父亲和韦顿通信，但没有将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告诉他，那就是我结婚了，并有了一个孩子——我有意无意地回避和隐瞒着。
终于，在我即将赴德国留学前夕，李全明向我摊牌了，他说我们离婚吧，现在该是我兑现婚前承诺的时候了。两个月后，我登上了飞往柏林的班机，想象着韦顿迷人的笑容，还有我渴望已久的生活。韦顿终日陪着我；直到一天早晨醒来，他穿戴整齐，说假期已经完了，我要回家了。家？是的，韦顿告诉我，他已经结婚，还有两个孩子。怪谁呢？这不是我自愿的吗？韦顿从没有对我做过任何承诺，他所答应的，他都做到了。电话中李全明告诉我，爸爸的病他来照顾，还有女儿，让我不要担心；我最后决定坚持下去，完成学业马上回国。
两年后，我即将返回北京时，给李全明打电话才知道，爸爸在我去德国不久后就去世了，为了不影响我学习，他一直瞒着我。我听到的第二个消息是李全明已经患了骨癌，而且是晚期。而且为了能照顾女儿，他忍受着剧痛，坚持不去医院，他把生命中最后的时间和最后的爱，全都给予了女儿。李全明离开我已经12年了，但我今生今世无法忘记。
有一种爱，叫一生一世……如果是你，你会走吗？你会回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