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在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边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车中显然是一家人。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一个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儿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要不然心里很别扭。我当时出于一种想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犬的农家，于是郑重道歉，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
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