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崽啊，放心，我现在真的抽烟很少了，真的只有以前一半了。我晓得要注意身体的。”妈妈在电话那头说。
“妈，明天是母亲节，我给你汇了一千块钱。你要花掉它，千万别存了。”我说。
很多年来，我一直与母亲有种强烈的对抗情绪，即使我到了北京，电话打回家还经常出现争吵，我一直试图化解掉这层隔膜，但每到临头，却经常无法自控地以不愉快争吵告终。很多年了，每年的母亲节，我都试图表示一下，但总在最后一刻想，母亲是否会以不屑和一通教训让我灰头土脸。
“崽啊，你只要记得经常给我电话，不和我斗嘴怄气，我就很满意了。妈妈领了你的心意了。正好，我也要这笔钱，人家说，我们的寿衣是要你们出钱的”，母亲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异样：“本来我就只做我一套的，谁想到硬给做了两套，把你爸爸的也做了。崽啊，我不想和那个老东西一起啊，你要记得，莫违背了我的遗愿。”
“妈，别这样。昨天我打电话，才知道爸爸已经回来了，你刚好出去了，我给他说了，你身体不好，要他别气你了。”
“你给那个老东西说这些做什么呢？他到老家一呆半年，我清静的很，他一回来，我又头快炸了，你呀，经常电话问候老爹老娘就行了，我们的事你就别浪费电话费了。”
“不要想别的不愉快的事，想想我们吧，就为给我们一个孝敬你的机会。要活得让周围的人嫉妒，你一定要看到周围都说没有哪家有你这么出色的子女。”
听到这话，母亲哭出声来，而我为自己终于能这样同母亲说话鼻子发酸。
“好嘞，妈妈想通了，也没白苦，我当然要看到你们给我争气啊。我现在天天在打针，你千万莫担心，你好好工作，我一定养好病的。”
那次妹妹电话里说，母亲检查身体发现脑部已形成四个血栓，去年开始的视力下降正是因视神经被压迫所致，医生说，若不治疗将很危险，而母亲偷偷开始为自己准备寿衣，尤其是，妹妹说，母亲一直想来北京但却不愿意来，正是怕身体不好拖累了我的精力。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慌阵阵袭上脊梁。
据星相书的说法，我该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但很多年来，我对母亲一直怀着强烈的又敬又畏的心理，总想离她越远越好，脱离了她的视线，我才有一种心理安全感。小时候一见到母亲，我会自动畏惧的战战兢兢，甚至一想起她无所不察的凌厉眼神。寒意就从脊柱上升到头顶。在家中，母亲一直扮演着最严厉管理者的角色，而父亲只在母亲痛打我时才会出现，一边劝母亲息怒，一边劝我向母亲求饶。他这角色等我逐渐长大就越发显得尴尬起来，那时候我不但绝不求饶，反而不断激怒母亲，极端时挣脱父亲的劝阻，把脸伸给母亲打。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错的，错在母亲的性格和意志过于强硬。而且，经常在争吵时把一些话拿来刺激母亲，如果母亲是对的，何以她会和她为之操碎了心的两个舅舅关系彻底断绝？她的亲戚中，只有性格温和的晚辈才会无比尊敬甚至崇拜她，而与至亲的弟弟关系弄到多年互不通信的程度，难道不是她做人的失败？
我知道什么样的话最能刺激母亲。我也知道，每次这种争执之后，我又可以走进家门，只因为我是母亲的儿子，无论儿子多伤母亲的心，母亲都会一次次原谅。而外公外婆饿死时只有六岁的小舅舅，尽管是被母亲一手带大，但激烈的争吵冲突后，从此便不再往来。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肉不同于手足之情。
可我脑袋里真的很多年竟被一种魔鬼般的想法占据。母亲曾期待我成为一个小说家，认为我或许有这种天赋：“你一定要把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写出来。”心情好的时候，我真的满心期待着能完成母亲的愿望，毕竟母亲曾给我讲过无数可以使一部小说无比丰厚沉重的故事，但在遭到痛打之后，我经常一脑子毒怨地想，“我当然要写，那也得等你死了我才敢写，我要把我怎样变成一个内心对父母充满罪恶变态念头的经历写出来。你不知道，上小学的那些年，每次晚饭前后我进到你们的屋子，黑暗中，你固定坐着的那个位置上，看到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我是怎样的恐惧，我从来不敢走到房子的正中央，只敢头皮发紧地沿着墙根走。你不知道，那年搬家离开新疆的最后一个晚上，你在我身上打折了一根擀面杖后，我真的去找了煤油，想把捆扎好的家具全都烧了。”
然而，只要管理者拥有对被管理者超过必要的惩罚手段，恐惧会制止一切反抗行为。对不听话的老百姓来说，政府只要加以一次远远超过必要的惩罚，会让他们产生强烈而持久的恐惧。三年级时，我为了买一本《三国演义》的小人书，突发奇想地翻箱倒柜想寻点零钱出来，结果在被妹妹告发后，遭遇了远远超过想象的惩罚，看我整整一个星期都不能仰躺着睡，妹妹曾抚着我背上的伤偷偷哭着向我认错，我诚心诚意地说，你给妈妈汇报的很对，这是为了我好。
而我的反抗意识则是在进了中学，有了抗打击的身体之后。我逐渐有了敢和母亲愤怒对视的勇气，也是因为常规手段已经使我不再畏惧。而我的小舅舅，即使在和我母亲闹翻了的那两年，他依然不敢把眼睛迎向母亲锥子般锋利的目光。我想，这种差别或许是施之于我的惩罚已经饱和的缘故。那时候被母亲责打，我经常会站得笔挺以便于各种东西落在身上，一边愤怒地指责：“你别指望我能成为什么好东西，你这种教育方式，教育出的不是奴隶就是暴徒。”
不可解的是，这些年，无论是正吃饭还是看电视，外面传来哪家孩子被父母打骂的哭声，她会立即打开窗探出头，进行一番善良的劝告。全家一起说她太爱管闲事，她会瞬间闪现出我们陌生的感伤：“我最听不得小孩被打的声音。”“那你打我们的时候是怎么打的？”我和妹妹一起忿忿不平叫嚷。
我主动配合挨打的态度和那种语言伤害，给母亲造成的心灵上的痛楚，已经远大过我皮肉上的疼痛。我知道。而且，我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而成为一个暴徒报复母亲恶劣教育的念头，很长时间在我脑袋里闪过。然而，失败教育下的暴徒，我想，大约不会有出于报复之心而有意为之的。总结中国历史，暴民与暴政之间的因果关系，只出现在暴政仅体现为简单的惩罚手段之时。无论多严厉的惩罚，只要加上强大的思想改造手段，是并不产生暴民的。从我会写字开始，家里的书桌前一大景观便是，墙壁上总有若干张我的检讨，一遍遍论证母亲该打我而且还打得不够的检讨下来，尽管充满委屈，但内心总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意识。我那时就知道自己成不了奴隶也不会成为暴徒。在母亲极度伤心面前，在母亲宣布要脱离母子关系面前，在母亲宣布不再允许我去读书之时，我总会忏悔认错。我从来不曾负气离家，或者找到同学宣泄一番，或许并不因为我实际上从小就是周围好孩子的榜样，而是因为从刚上学开始就贴在墙上的那些认认真真的检讨。直到高三暑假，第一次有女同学跟着一大群同学到我家，诧异地发现墙上贴着各种奇怪事项的检讨时，我心里已自卑得很低很低，但还是平静坦然地说，我们家对我期待高，所以要求很严。
很多年，那种对母亲忿忿的念头我一直挥之不去。是啊，这样野蛮殴打我们倒罢了，我母亲还是这样一个没有一点修养气质的人，她大口大口地吸劣质烟，总要吸到很短很短，才皱着眉头用力把烟头摁灭，她说话总是高声大气，而且经常满嘴脏话；不论任何场合，她都喜欢管闲事插嘴，没错，在人堆里，她言语上发达丰富的修辞、严密的逻辑分析和强大的感染力，总能迅速成为主导者，并且，她总是最能找到解决处理意见并因此而洋洋得意。我很希望自己的母亲是个平庸而善良的女人，有女性的温和，不要这样咄咄逼人，不要这样独特的醒目，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使父亲显得如此无能而狼狈。不要让我在外人出现时，下意识地悄悄躲避。
然而，我对母亲的情感竟然是如此的矛盾，偶尔碰到朋友闲谈起各自父母，说起他们种种不凡时，我脑袋里腾地就升起一股不屑不平之火。我只有一种情绪：就你们的父母，再优秀，也比不得我天资卓厉的母亲的一个脚指头。尤其是家庭较好的朋友谈起他们出身和后天发展很顺利的父母时，我这种不平之情就更为强烈。而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我会突然开始能了解母亲心中郁结的不平。
的确，在我见到的母亲那一辈人中，我没见过各方面都表现出有她那样资质的人。前几年母亲开始视力下降，长点的信就要我代笔了，我经常一边听她口述一边想，如果我到了这个年纪，还有能力把情感和条理结合得像这样好吗？而母亲文字中那种强烈深沉的情感表达能力，我一直没有学到。母亲只读了六年小学，在邓小平复出开始重视教育的时候，农场里主管教育的头头到我家拜访，动员母亲去当中学老师，不知他哪听来的说法，母亲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彼时母亲正开始学２６个英文字母，因为她刚放下锄头转行当钳工，不认识字母无法看钳工基础入门。
我想，有教育机会的话，母亲至少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虽然她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钢卷尺，但她总能凭借目测准确地想象出各种器物可能的摆放效果。离开北京前一年，父母家里终于请了几位师傅搞装修，设计师是我，所以那几个月我总和母亲没完没了地争吵，对一组柜子的用料多少，母亲总是比工人师傅计算得更准确，这并不令我惊异，我惊异的是，母亲设计的那套厨房卫生间里的复杂水管线路，它是利用做饭灶台的余热给水加温的，我当时没弄清楚，两个房间随时有热水，而且不需照顾添水问题的复杂系统，在她没画出详图时，凭什么那么大把握严令我必须遵照清单上笼头、弯头、三通、套管、软管等东西的数字来采购，在得到一通“你的脑袋有什么资格怀疑我”的教训后，本想找茬挖苦几句的我，最后发现买回的部件真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我家第一件家具——父母刚结婚时做的洗脸架，到我离开湖南时，客厅里添置的一个极省空间能取暖打牌吃饭的精巧火炉，都是母亲自己收集材料自己做的，包括刷油漆。而在离开新疆迁回湖南那年，母亲花了半年时间，为几位最好的朋友用铁皮做了一套纪念物：蒸笼、鼓风机、火墙。是的，还在新疆时，第一个吃到自己培育的蘑菇是我们家，后来它们多到只能将大块的培养基切下来送人；是因为母亲，周围很多邻居是第一次吃到皮蛋；对了，母亲还做过沙发，在搬入最后的新家时，那两只沙发才从客厅迁到了阳台，二十年了，它们依然结实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