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他还是会想起上世纪60年代那种双排对坐、黄色的台北公交车，因为那种座位让他和那个女孩有长达半年的“相亲”时间，而那颜色根本就是他们爱情的象征。
那时候他在松山一家机械工厂当技工，晚上则在城内一家商工职业学校夜间部进修。高三那年的某一天，那女孩出现在他眼前。
他上车的地方是公交车的始发站，所以通常都有座位。他习惯在上车之前买一个菠萝面包当晚餐，在车内乘客逐渐增多之前吃完。
有一天，他看到对座出现了一个好看的女生，也和他一样，低着头认真地吃着面包，不过是奶油的。
那女孩之前没见过，制服上头的校名和学号，显示她念的是离他学校不远的一个女子商业学校，同样是高三。
车子渐渐驶入市区，车内逐渐变得拥挤，不过，透过摇晃的人缝，他反而可以比较放胆地去看她那好看的模样。
之后半年，每星期至少有三四天，他们俩重复着这样的路线，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通过她同学偶尔的呼喊，他甚至连女孩的名字都知道，但两人却连一个招呼、一个笑容都未曾交换过。
寒假看不见她的日子，他竟然会觉得失落，甚至会傻傻地想：那女孩呢？会不会跟我想念她一样想念我？
天气转暖后的某一天，在拥挤的车子里，他听见那个聒噪的同学说：“啊，木棉花都开了！”然后他听到那女孩说：“我好喜欢木棉花，觉得它好男人！”
那天晚上他旷了一节课，跑到仁爱路三段，趁路上没人，也不管树干粗糙刺人，他爬上一棵木棉树，连花带枝折下一整段，然后坐出租车回到公交车终点站等她出现。当他把花递到她眼前时，她看着他，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淡淡地说：“你好神经。”
第二天傍晚上车的时候，女孩走过来，递给他一个信封，然后依旧沉默地坐在对座，慢慢地吃着她的奶油面包。
教室里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里头是一张纸，但只贴着一个一块钱的硬币，以及5个阿拉伯数字，一如天书。
同学骂他笨，说：“她叫你打电话给她啦！”
第二天他打了，是一家木材加工厂的总机，他说：“请帮我接×××小姐……”之后，总机一阵沉默，然后是她的声音，说：“我以为你不懂我的意思……”又一阵沉默之后，他才听见那女孩有点哽咽地说，“你知道吗？寒假的时候……好几次，我竟然会在平时上课的时间跑去搭公交车……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完了……”
几年之后的婚礼上，他一字不漏地重述了那次电话里她讲过的话，说当他听到女孩哽咽地说寒假没课竟然还跑去坐公交车，说“我就知道，我完了”的时候，电话这头的自己一样热泪盈眶。
那时候，他已经在三重跟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小的工厂，合伙人管业务和财务，他只管技术。他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忙，可是连续两年，合伙人都跟他说工厂并没赚到什么钱；更没想到的是，第三年春节后才开工不久，有一天工厂忽然冲进来一堆人拆机器、抢原料，原来合伙人开出去的支票陆续跳票。
工厂登记的负责人和支票出票人的名字都是他，所以因违反《票据法》进了监狱的人当然也是他；这还不打紧，更可怕的是即便人都已经关在监狱里了，竟然还有人不时跑到家里骚扰、讨债，房东受不了，要他太太搬家，而这一切，会客的时候，太太都不曾跟他说起。
直到有一天接到太太的信，才知道她去了南部，说是以前的同事帮她介绍了新工作，说虽然之后见面不易，但她相信他一定会谅解，因为至少可以避开许多干扰和恐惧，她要他忍耐、坚强，说“我和他都在等你回来”。
他是谁？第二张信纸上有答案，上头贴的是一张B超图，以及太太简短的说明：“医生说，他是男生！”
他出狱的时候，孩子已经两个月大了，他说他记得第一次抱着孩子和太太走在南部某个城镇黄昏的小路时，路两旁的木棉花正在盛开。太太从地上捡了一朵给孩子看，喃喃地跟孩子说：“要记住，有这个……才有你哦！”
直到如今，他说偶尔他还会想起那天黄昏太太的声音和表情。
之后十几年他的事业超乎想象的顺利，孩子中学毕业那年，他已经有能力在美国买房子，并且让太太陪着孩子在那儿就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