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他还是会想起台北从前那种双排对坐的黄色公交车。那时候他在松山一家机械厂当技工，晚上则在城内一家学校的夜间部进修。上车的地方是始发站，他习惯在上车之前买一个菠萝面包当晚餐。有一天，他看到对面坐着一个好看的女生，和他一样，她也低着头认真地吃着面包，不过是起司的。女孩儿制服上头的校名和学号显示她念的是离他学校不远的一所女子商业学校，正读高三。
车子进入市区，乘客越来越多，不过，透过缝隙，他反而可以大着胆子去看她好看的模样。
之后半年，每星期有三四天，他们俩重复着这样的路程，通过她同车同学偶尔的呼喊，他甚至知道了女孩儿的名字，但两人却连一个笑容都未曾交换。
寒假，长久看不到对方，他竟然觉得很失落，甚至傻傻地想：那女孩儿会不会跟我想她一样想念我？
天气转暖后的一天，在拥挤的车子里，他听见女孩儿的同学说：“啊，木棉花都开了！”然后女孩儿说：“我好喜欢木棉花，觉得它好男人。”
那天晚上他逃了一节课，跑到仁爱路三段，不顾树干粗糙刺人，攀上一棵木棉树；连花带枝干折下一整段，然后坐出租车回到那路车的始发站等她出现。当他把花递到她眼前时，她看着他，只是淡淡地说：“你好神经啊。”
第二天傍晚，上车的时候女孩儿走过来，递给他一个信封，然后依旧坐在对面，慢慢吃着她的起司面包。
到了教室，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里头有一张贴着一枚一块钱硬币的纸，纸上记着5个阿拉伯数字。他百思不得其解，同学骂他笨：“人家叫你打电话给她呢！”
在几年之后的婚礼上，他一字不漏地重述了那次电话里她讲过的话。那天，女孩儿哽咽着说：“寒假没课，我竟然还跑去坐公交车，我知道自己完了。”电话这头，他热泪盈眶。
婚后不久，他跟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型加工厂，合伙人管业务和财务，他负责技术。第三年春节后不久，工厂外面忽然冲进来一群人拆机器、抢原料，原来合伙人开出去的支票无法兑现，让不少合作商受骗。
工厂登记的法人代表和支票出票人的名字都是他，法院以违反《票据法》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更可怕的是，竟然有人不时跑到他家里骚扰、讨债，房东要她搬家。而这一切，在监狱家属会客的时候，她都不曾说起。
直到有一天接到太太的信，他才知道她去了南部，说是以前的同事帮她介绍的工作。她要他坚强，说“我和他都在等你回来”。他是谁？第二封信有了答案，上头贴的是一张超声波的图像，以及她的简短说明：“医生说，他是男孩儿。”
他出狱时，儿子已经两个月大。第一次和她抱着孩子走在南方城镇的小路上，路两旁的木棉花正争相盛开。她从地上捡了个花瓣给孩子，喃喃地说：“要记得，有这个……才有你哦。”直到今天，他还会想起那个黄昏时分她的声音和表情。
